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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士为止。然而，在军队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军事训练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别方向的能力。
战争结束后，希特勒转而猛烈反对新魏玛共和国。“我认为现在的德国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国际猪圈。”1919年，他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还详细说明了战败的德国怎样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君主”。“种族纯净”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关键：“一个在种族被毒化的时代里致力于培养其最优秀的种族成分的国家，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君主。”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000张选票，即占总票数的18。3％。这些似雪片般飞来的选票并非来自工人，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30年得到的席位比1928年时还多13席。希特勒这时正从在猛烈的经济风暴中拼命寻找避难所的各种中产阶级分子那里得到他新发现的支持。
纳粹党的政治纲领为小职员和破产的商人提供了安慰和希望。它要求废除不劳所得和“利息奴役制”、使所有托拉斯国有化、对大企业实行分红制、对高利贷者和好商处以死刑。同时，它还向所有爱国的德国人保证要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要迫害犹太人；犹太人不但被污蔑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而且被污蔑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强调指出，希特勒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应却极小。大萧条是使他的政治命运起变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人们感觉到这一政纲的全部影响以前，希特勒被大多数德国人看作是一个爱高谈阔论而又毫无危害的狂热者；而当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失业时，他便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爱戴的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提供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
由于1930年9月的选举，纳粹党使其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从12人增加到107人，从而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大政党。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逐渐破坏了德国的议会制政体，因为它不但剥夺了布吕宁所渴望的中间派…右派联盟的多数票，而且剥夺了曾在米勒领导下执政的中间派…左派联盟的多数票。因而，布吕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得依靠总统的法令来制定所有必需的法规。他对兴登堡的依赖程度在他提出分散东普鲁斯地产的法规时得到了征实；兴登堡总统本人就是一个容克地主，他坚决反对这一法规，并迫使布吕宁于1932年6月辞职。
新任总理是弗朗茨·冯·巴本，名义上是中央党的成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反动贵族，被人们恰当地描绘为“一个文雅、仁慈、温和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聪明绝顶的笨蛋”。他所领导的那个软弱的联合政府仅得到国民议会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于1932年7月举行新的选举，希望加强他的地位。然而，纳粹党却成为最大的获胜者：他们的选票猛增到13799000张，即占总票数的87。4％，他们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这些进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间派的各政党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与1930年相比，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位加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这时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在与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权。“你提出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兴登堡问道。希特勒回答说：“我就是要求得到与墨索里尼在进军罗马后所行使的同样的权力。”兴登堡拒绝了，对这个他所称呼为“波希米亚下士”的人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议会制政体这时已行不通．既然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会加入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举行另一次选举，企图打破这一僵局。这欢，纳粹党人丢失了200万张选票和在国民议会中的34个席位，使他们的议员人数减少到196人。虽然他们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但他们不再能假装成未来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确，纳粹党领导人突然感到恐慌。希特勒的副手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组织极为消沉。缺少资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好几个小时。显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来，说道：‘如果党一旦崩溃，我就立即开枪自杀。’可怕的威胁，极端的沮丧。”
不到两个月后，这位想要自杀的人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一惊人转变的一个原因在于德国工商企业界领导人这时给了纳粹党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纳粹党崩溃，这几百万张选票可能转到左派手中。1月4日，希特勒会见了科隆的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从那时起，戈培尔所抱怨的“缺乏资金”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另一原因在于当时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阴谋诡计的泥淖。兴登堡这时已年老体衰，每天只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几个小时。他被说服解除了巴本的职务，任命库特·冯·施莱谢尔来接替巴本；施莱谢尔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莱谢尔决定试用蛊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对工资和救济的削减，恢复了分割东普鲁斯地产的计划，并通过政府制定的农业法规着手调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润。地主和商人都满腔仇恨地指责他，并把兴登堡拉了过去。施莱谢尔很易受到伤害，其原因与布吕宁和巴本先前易受伤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国会中组成多数。1933年1月28日，施莱谢尔被迫辞职，两天后，希特勒成为一个由民族党人和纳粹党人组成的联合内阁的总理。
6个月内，希特勒就已根据他关于种族和领导权的思想，将整个德国组织起来。3月5日，继前所未有的宣传和恐怖主义运动之后，一个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纳粹党人得到了288席和550万张选票，但它们仍然只占总票数的44％。当议员们聚会时，希特勒宣布共产党人的席位无效，然后，与天主教中央党做成一笔交易，由后者给予他足够的票数，于1933年3月23日通过《授权法》。《授权法》给了他长达4年的以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力。但到1933年夏时，他已在实际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国人生活中所有独立的成分——工会、学校、教会、政党、交流媒介、司法系统和联邦各州。早在1933年4月22日，戈培尔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元首的权力在内阁中完全占支配地位。将不再有投票。元首个人决定一切。所有这一切的取得比我们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希特勒就这样成为德国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断自夸的那样，是通过法律上的合法手段当上德国主人的。大萧条使他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决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对手们的缺乏远见——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为反对派联合起来。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时候，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为一体，由他一人掌握。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迹诺时代的国际形势作比较后说道：
我察看了当今的世界，并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作了对比，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威胁的态度。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影响和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