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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而且，这个国家的人口也从1841年的431000人猛增到1860年的114万人（而美国1860年的人口是3140万人）。
新西兰同澳大利亚一样，发展了一种依靠欧洲市场的经济。这种经济主要集中在牧羊业和奶品制造业方面，它出口的多为羊毛、牛肉、干酪和黄油。
南非的经济则以1870年在金伯利开始开来的金刚石矿和1886年在威斯沃特斯发现的采金地为基础。另外，到1914年时，烟、糖、茶叶和其他热带产品也有少量出口。
结论
至1914年为止的国家时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经济上欧化的结果。正是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欧洲对独立国家的贡献同对仍与母国保持关系的自治领的贡献一样大。英国的资产阶级为建造加拿大的横穿大陆的铁路和发展南非的矿业提供资金，这也许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没插英国国旗的国家，英国的资本和商业也同样非常活跃。例如，十三个殖民地在赢得独立之后，同英国的贸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剧上升。1765年是独立战争爆发前正常贸易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1944114英镑。1784年是战后恢复正常的第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3679467英镑。1820年至1830年间，占美国总出口的36％的商品是运往英国，占美国总进口的43％的商品是来自英国。19世纪期间，尤其是在敷设铁路时，欧洲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14年时，外国总投资额不少于72亿美元。在较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欧洲的投资对民族经济的控制程度比在美国要大得多。
四、文化上的欧化
拉丁美洲 随着种族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欧化；仍留在英联邦内的地区是如此，许多赢得独立的地区几乎也同样如此。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这种形式的明显标志是绝大多数人说西班牙语，而且他们信奉罗马夫主教。人们看到，它还表现在建筑式样方面，如房屋带有庭院或院子、窗户装有铁条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镇规划以中心广场而不是以主要街道为基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役毡帽或草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用的毛巾等。在家庭结构方面也仿效了男子支配和严密监督姑娘——包括陪伴时期在内——的典型的西班牙形式，这是一种认为体力劳动对有身份的人是不体面、不合适的倾向。
虽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响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例。这一影响（见第九章第五节）在烹任、服装、建筑材料和宗教习俗方面至今仍能觉察出来。
拉丁美洲由于运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在种植园里从事劳动的奴隶，因此，它的文化还含有相当大的非洲成分。这种非洲的影响在大多数奴隶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区最为强烈，不过，有关这种影响的种种例子，尤其是音乐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能看到；在这里，黑人贡献了传统的鼓乐。
美国 美国的文化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25个州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300个印第安语词汇；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包括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同样，美国同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拉美国家相比也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在美国还是相当大的；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0％，而印第安人仅占0。5％。黑人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文化方面。其一是民间故事，如《雷默斯大叔史诗集》中那些被乔尔·钱德勒·哈里斯通俗化了的故事；其二是民间音乐，包括所谓的圣歌和世俗歌曲，如劳动号子、囚歌、铁路界和轮船界的歌曲、“弗兰克与约翰尼”及“约翰·亨利”这样的叙事曲和世界著名的爵士乐等。
尽管美国文化含有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还是起源于欧洲，不过，它的欧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适应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自殖民时代以来，许多欧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法国人让·克雷夫科尔于1782年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美国人，这种崭新的人，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涉及到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从克雷夭科尔时代到今天，许多人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确现出了“这种崭新的人”的明确形象。
生活在一个必须不断地劳动，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后征服整个大陆的国度里，这种人自然会认为勤劳光荣、懒惰可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表达了这种民族感情，他说：“我觉得那些不劳动的家伙很可怜——无论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端。”英国的《名人录》列举了名人的种种嗜好，而美国的《名人录》却没有；这一事实也是颇说明问题的。
美国人相信社会平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还相信社会的可变动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好，坚决主张所有的人都应通过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阶级出身来自由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映了美国人的农场和边疆背景的是，美国人是积习很深的修补匠，经常从事小装置的发明，以加快其所须完成的工作的速度。19世纪中叶一位观察家评论说：“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擦皮靴、磨刀、削苹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而这些事情自远古以来其他人一直是用十个指头做的。”
在论及自己的未来时，这种“崭新的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事物进程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国人在机械上的独创性的观察家还写道：“美国人十分自信，认为只要能找到对症的药物，任何弊病都可医治；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努力去找到医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种种药物。”这种乐观主义常常用自我吹嘘的民族之爱来表达。由于生活在资源极为丰富、机会完全均等的国境里，美国人发现，赞美未来，并仿佛它已实现似的谈论未来，是件很自然的事。边地的幽默就是基于“大话”，而民间英雄则是同保尔。班杨和佩科斯·比尔一样的超人。
在正规的文学艺术这一更为高深奥妙的领域里，19世纪的美国人显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时代的欧洲人——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国人忙于制服荒原，根本无暇假装斯文和讲究美学。此外，清教徒的传统认为，辛勤劳动和拯救灵魂比艺术修养价值更大。 1835年，法国旅行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写道：“除了星期回去做礼拜外，将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挣钱上的人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招待喜剧女神。”
迟至1820年，美国还至少有8O％的书籍是从英国引进的，到1830年时，这个数字仍高达70％。就欧洲知识分子来说，美国文化是不存在的。英国评论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他于1820年反问道：“在全球各地，有谁读过一本美国的书，看过一场美国的戏，见过一幅美国的画或一尊美国的塑像呢？”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渐渐为美国人自己所容纳。亨利·亚当斯写道：“纵观一生，人们已看到，美国人在文学上总是向欧洲人屈膝。”
因此，19世纪的美国人认真地努力模仿欧洲的文化。他们前往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罗马求学，建造希腊式圣堂作为公共建筑物和教堂，引进欧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帮助建立歌剧院和管弦乐团。有些富豪巨头派代理人到欧洲去购买“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购买城堡，将城堡的石头一块一块拆下来，然后在美国重新建造起来。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些努力并没有给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仍轻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正在衰弱、被人唾弃、爱猜测、善算计、好打赌、喜殴打奴隶、爱浅斟慢饮的民族”。
将近19世纪末时，这种态度开始有一些明显的转变。“随着欧洲一切的衰弱，随着封建文化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