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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织布的。已经驯养的动物有狗、猫、牦牛、水牛，可能还有猪、骆驼、马和驴。与外部世界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属于公元前230O年的废墟中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在波斯湾的巴林岛上还发现了一些别的印度河流域的产品，这表明巴林岛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流域之间进行海运贸易的一个中间站。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当时是独特的，因为这些城市不是象养兔场那样任意建造的，而是按照一个中央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六至七平方英里。城市布局呈格子型，宽阔的主要街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各街区约长400码、宽200码，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做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11x5．5X2．5英寸和9．2x4．5X2．2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IOOO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但是，这一切毕竟只是推测，而且，在发掘更多的古城遗址，并能释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之前，始终只能是推测。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就象牛犁地一样”。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详情尚不清楚。迄今为止，普遍认为主要由于雅利安人入侵才衰落；不过，最近有人提出，这一文明也许实际上是为泥浆所淹没的。按照这种说法，地下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淤泥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把摩亨约·达罗全给淹了。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磨损，河水流过堤坝，大河又恢复原来的水道，不过，摩亨约·达罗的城市已遭毁灭。从摩享约·达罗一层又一层的淤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五次以上。最后，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害，使北部的边沿地区十分虚弱，不能抵抗雅利安人的侵略，使南部的边沿地区过于衰弱，不能抵挡本土文化的同化。
五、商朝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20O0年之后才出现的。养育黄河流域文明的是一片密集的粉沙细土，这种泥土被称为黄土，它覆盖了从华北高原向东到大海的整个地面。一般认为，黄土是更新世时期的北风送来的，有些地方的黄土堆积得很厚，厚达二、三百英尺。由于其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黄土不逊于世界上任何种植农作物的土壤。而且，由于华北的降雨量不足，黄河流域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一样，没有茂密的森林来阻碍只有原始的石头工具的早期农人。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游牧部落不仅大肆侵扰劫掠各文明区，而且还起了传播、交流各种文化的作用（见第一章第2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商朝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土生土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中东的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般人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
结果。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这种发展形式在中国每遭到侵略之后便重演，在以后数千年中曾重演过多次。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
独特的中国文化有不少特点，一个特点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另一特点是避免将牲畜乳汁供人消费之用——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乳汁和乳制品是欧亚大陆各游牧部落的主食品。祖先崇拜从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象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了。
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商朝崇拜祖先、祭把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礼器的体积大小不等，形状各式各样，有四足大方鼎、各种酒坛、精致的酒杯、奇特的船形调味汁壶，还有动物头像和纪念用的假面。这些青铜制品的表面价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形花纹和许多真实或想象的动物图案。虽然这些花纹图案与西方各地的截然不同，但与南太平洋和太平洋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图案极相类似，因而被公认为是一种太平洋区域的图案。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多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过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用火烧得通红的小棒子按在这些切口上，使其产生裂缝。卜人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方向来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情况。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许多能幸存下来，不仅揭示了商前的文字，并使我们能了解到商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
商朝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政治机构。商朝在其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是不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好多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机构相比的。因而，管辖各地区的世袭的贵族家族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主要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所作所为。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拿的只是一些轻武器，象两匹马曳引的战车和冲锋陷阵时穿戴的青铜盔甲，只有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其尖锐。只要将结构复杂的宫殿和商王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置放在陵墓里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制的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