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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顶固定的伞；伞杆高七、八呎，伞上镶满了钻石、红宝石和珍珠。这些幸是用红色的天鹅绒制成的，绣有花纹，四周围以珍珠作缘饰。
随着欧洲人逐渐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学，他们对印度及其文明的肤浅认识开始深化。印度博学家不愿意把自己的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是，少数欧洲人，多半为耶稣会神父，获得了梵语、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就象莱布尼茨被中国人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向孟加拉亚洲学会宣布，”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词汇丰富，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者更优美得多。”
六、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从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主义与19世纪的欧洲世界霸权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在经济上，这一时期中，欧洲人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扩展到世界各地，不过，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巨大的本陆块的内地。虽然洲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仍远远低于以后世纪中所达到的数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震撼欧洲的有名的六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地区，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仅拥有少数飞地，而在远东，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还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规章制度。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总的讲，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睁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掠夺物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对待西届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逝去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偏狭。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的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于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本书第三篇将论述欧洲人为何开始感到自己胜过这些“劣种”，以及欧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他们。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公元1500年之后的时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以前，不存在任何冲突，因为根本就没有全球的联系，遑论全球统一。数万年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地区隔绝的状态中。当最初的人类大概从非洲这个祖先发祥地散居开来时，他们就失去了与其原先邻居的联系。当他们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直到占据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时，他们持续不断地重复了这一过程。例如。最初的蒙古种人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后，他们又向整个北美和南美地区继续推进。他们在彼此相对隔绝的新的社会中定居下来。几千年来，他们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和文化，甚至在形体特征上也产生了差别。这一过程扩展到全球，因而一直到公元1500年，种族隔离现象遍存于全球。所有的黑人或黑色种人都生活于非洲，所有的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都生活于欧洲和中东，所有的蒙古种人都生活于东亚和美洲，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则生活于澳洲。
公元1500年前后，当西方进行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统一。各个种族不再互相隔绝，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不自愿地移居到新的大陆。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到19世纪，他们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他们还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贱。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欧洲人而且非欧洲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人们看来，西方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天经地义，是由上帝安排的。
如今20世纪，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地区自治。欧洲用了四个世纪（1500－1900年）才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统治。而时间仅过去40年，欧洲这种统治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加快了步伐。政治瓦解表现为帝国统治的终结。经济崩溃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兴起同时，即开始于1917年苏俄的建立，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扩展到中国、东南亚、非洲和古巴而不断加速。文化分化范围更为宽广，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而非西方的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
目前，西方文化在全世界不仅直接受到挑战。甚至被抵制。1979年11月，美国使馆人员在德黑兰被扣留为人质时，西方记者曾书面向那些年轻的捕手提出许多问题。后者集体作出回答，他们的答复如下：“西方文化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种使人疏远本民族的工具。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念，他们就能使之服从其统治。”这些捕手还表达了对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要这些满脑子腐朽思想的人有什么用呢？让他们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去吧！这些腐朽的家伙就是那些跟在西方模式后面亦步亦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我们的运动和革命毫无价值。”
具有这种观点的并不局限于年轻的激进派。许多持各种各样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具有这种观点。印度政治理论家梅达（V。R·Mehta）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提出，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准则。他反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会把人贬低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导致一个自私自利的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他也同样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强调经济事务和国家活动，因而个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并且破坏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梅达因此得出结论说，“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都有充分发挥其功能的自己的道路。……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以西方社会为榜样加以改造。印度必须找到适合其特殊情况的自己的民族建设和发展战略。”
反对西方的全球统治不足为怪。这种统治是一种历史的偏差，它由错综复杂的特定情况而产生，因而必定是暂时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当前地区自治的力量同样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内兴起，一些已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现在也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在美国，存在着少数民族群体，即黑人、操西班牙语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在邻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脱离的倾向已威胁到加拿大版图的统一。同样，英国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脱离主义者。法国也正面临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的挑战。
地区自治的要求并非仅仅针对西方的中央政权。在伊朗，对西方影响的普遍反抗与反对德黑兰中央政府统治的地方暴动——即由库尔德入、阿拉伯人、俾路支人以及土库曼人这些少数民族发动的叛乱齐头并进。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伊朗百临地区自治要求的威胁远远超过来自任何西方国家的威胁。苏联也有类似的情况，那儿聚居着几十个非斯拉夫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他们的出生率大大高于斯拉夫族，他们同样很快将达到总人口的半数。苏联少数民族对政府不满的详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一位苏联逃亡来的历史学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And－reiAmalrik）在其《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一书中这样预测，少数民族将在苏联这个国家的瓦解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是他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