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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际上我们很难对成千上万工人的努力进行监控。他们可能每天按时上下班，但他们可能漫不经心，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作质量，哪怕是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
人们还发现，要在毫无物质激励的前提下提高工作质量，简直难于登天。它使人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在前苏联，工人中有这样一句话描述自己和政府：“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支付我们的工资。”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哈耶克指出：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但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的。无论是科技进步、商品生产和生活提高，都不可能是齐头并进，而是由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不断扩展。如果不允许少数人提前享受进步成果，多数人的共同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启示：一位富人曾经这样说过：即使现在把我全部的财产散尽，我相信过几年它们还会重新回来。黄金总是闪闪发光——即使在泥土中也是这样。
为什么“重农抑商”
经济学思想史上，人们对于一个经济如何才算是有效率的，一直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孔子的“不患寡，患不均”，就很有代表性，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讲求平均，很难作为效率的标准。可以说，效率是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一个概念。
古代中国人不知“帕累托效率”为何物，但却似乎早就将这一法则烂熟于心。一般认为，“重农抑商”思想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这一思想中居然也有“帕累托效率”的影子。古人认为：商业只是“五马换六羊”的交换，商业活动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一些人因商业致富，必然有一些人因商业“致穷”，这也就是为什么商人在中国总是和“为富不仁”、“巧取豪夺”之类的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如此普遍的原因。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商业活动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生产和消费（如一个猎人在没有商业活动的情况下，他每天打猎的成果只要够果腹就行了，打得多了也只能白白烂掉，如果有一个市场，他就可以把多余的猎物卖掉，换成钱再买别的东西）、有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等。但是这些只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有发展空间，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所以说，古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担忧得早了一点。
启示：“杞人忧天”为人所笑，但是我们或许笑得也太早了一点。现代社会建立在不断发展上，是不是必需？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该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谁也不知道。
哈丁公用地悲剧
既然“公平”难免损害效率，为了避免帕累托效率的影响，似乎惟一的出路就是“开源”：通过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善，可是一方面，这只是缓解了、而不是解决了帕累托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它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更大的麻烦——公用地悲剧。
美国学者哈丁在一篇重要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里提到，不加限制的个人选择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哈丁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都可能多增加几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悲剧在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个体系而不能自拔，这个体系迫使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一个信仰平民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从而毁灭将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
他按照这一思路讨论了人口爆炸、污染、过度捕捞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问题。他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必须意识到有必要限制个人作出这些选择的自由，接受某种“一致赞成的共同约束”。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丁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
哈丁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了。”哈丁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的解决途径，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对公用地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用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看不见的手”有多长
现在，请你确定这个问题的本质。试试把这个问题跟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一个或多个例子挂钩，然后你就能找出几个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再对这些解决方案作一个评价。
不同情况下，公用地悲剧可能成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每一个人都养了太多的牛）或一个超出负荷问题（太多人都想做畜牧者）。
经济学家最喜欢的解决方案是确立产权。这也是十五六世纪在英格兰真实出现的事情：公有土地被围起来，落入当地贵族或地主手里。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恰到好处地关上大门。
主人可以收取放牧费，使其租金收入最大化，而减少对土地的使用。此举改善了整体经济效率，却同时也改变了收入的分配：放牧费使主人更富有，使牧人更贫穷。
这一规定在其他场合并不适用。公海的产权很难在缺少一个国际政府的前提下确定和执行，控制携带污染物的空气从一个国家飘向另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难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捕鲸和酸雨问题都要借助更直接的控制才能处理，但建立一个必要的国际协议却很不容易。
有时候，假如集团规模足够小，自愿合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若有两家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商的油井钻到了同一片地下油田，两家都有提高自己的开采速度、抢先夺取更大份额的激励。假如两家都这么做，过度的开采实际上可能降低它们可以从这片油田收获的数量。钻探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办法达成分享产量的协议。但是，在一个规模较大的集团里，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但非常困难，而且也很难得到完全的遵守。
启示：正如哈丁提到的那样，人口是一个甚至更加艰巨的难题。决定要几个孩子，似乎是做父母的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人们都倾向于多生小孩，就会造成人口爆炸的危机。现在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生育不是一种自由，而是有限的权利。
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
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性质很不一样。私人品是私有私用，除了像他穿得整齐你看着也舒坦那样十分间接的效应以外，别人很难沾什么光。公共品则不一样，一旦不管是谁提供出来，许多人都可以享用。比如路灯，只要有人装了，路人都将得到好处，哪怕他没有为此贡献过一分钱。
设想农村某地有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居民点，由于道路情况不好，与外界的交通比较困难。如果修一条路出去，每家都能得到“3”那么多好处，但是修路的成本相当于“4”。要是没有人协调，张三、李四各自打是否修路的小算盘，那么两家博弈的形势如下：如果两家联合修路，每家分摊成本“2”，各得好处“3”，两家的纯“赢利”都是“l”；如果一家修另一家坐享其成，修路的一家付出“4”而得到“3”，“赢利”是“…1”，坐享其成的一家可以白白赢利“3”（假设修路的并没有路的地权，他总不能因为修了路就不让邻居走）；如果两家都不修路，结果两家的赢利都是“0”。
在这个博弈中，修路是张三的严格劣势策略，我们应该把它消去；修路也是李四的严格劣势策略，所以也应该把它消去。这样运用严格劣势策略消去法，我们就得到这个博弈的严格优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