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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争取独立行政权寄予深厚希望，并曾提名骆诗文同志担任第一任“中医药部”部长。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说：“让骆诗文同志担任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他是中医界难得的人才。……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对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将使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为了能保证中医起死回生的大事，他对中医药干部的选拔还提出了超龄和破格并用的建议，因为担当中医药事业起死回生的重任，没有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医药现实情况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中医药事业的无限热爱，是无法胜任的。
总之，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检讨历史只是为了厘清认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要尽快将中医药抢救回来。因此，设立“中医药部”，让真正热爱中医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医药干部来领导中医药，是真正能使中医药起死回生的前提，再拖延不决、优柔寡断，中医就完了，——这一代人都将成为历史罪人。
一个民族文化的兴衰，制度起着关键性作用。挽救中医药，一切将取决于中央的决心。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中国文化是其灵魂，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政府在了解了卫生部长期以来因为制度偏差而实际上不断在消灭中医、致使中医药已经到了灭亡境地的情况之后，抢救中医药、抢救中国文化，自然就成为当届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灵魂的抢救。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魂不附体，就会成为其他民族或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所以，抢救中医药不只是中医药界的事情，也是中华民族的事情。
为了对近百年来中医的危局以及这危局的症结有个更清醒的认识，让我们走进历史……
汉斯·鲁斯克
20世纪30年代，曾任原来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当地新闻编辑主任的莫里斯·A·比利经营着一家县级地方报纸。当地的电力公司每周都在这家报纸发布大量的广告。每当广告费到账时，比利的经济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但是，根据比利自己的陈述，一天；该报维护了一些受到电力公司劣质服务读者的立场，因此莫里斯·比利受到了电力公司广告代理的斥责，这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严厉的斥责。他们告诉他如果再有任何“越过雷池一步的行为”，将立即导致电力公司取消与其订立的广告发布合同，而且煤气公司和电话公司与其订立的广告发布合同也将取消。
就在那时比利明白了“新闻自由”的含义，他决定退出报界。他有资本这样做，因为他在马里兰州有地产，属于贵族阶层。但是并非所有的报纸编辑都那么幸运。
比利利用他的职业经验对新闻自由的状况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写出了两篇令人震惊的揭露性文章——《药品史话》和《洛克菲勒家族》。尽管他很熟悉编辑界，也有很多重要的人际关系，然而直到1949年他建立自己的公司——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哥伦比亚出版公司——之前，他都无法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件事只是在“自由的土地和勇敢的国度”实施的悄无声息但却极为强硬的新闻审查制度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药品史话》是美国所出版的关于健康和政治的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但它却既不被任何一家大书店所接纳，也不被任何一家正规报纸所评论，它只能通过邮寄而销售。然而，当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已经是第33次印刷了，是由另一家出版社——犹他州奥勒姆的百沃达出版社出版的。
例证
正如比利指出的那样，能赚取其投资6％利润的企业就是盈利的好企业。斯特林药品公司是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最大的控股公司，该公司及其68家附属企业1961年的税后营运利润是23，463，719美元，按其净资产43，108，106美元计算，盈利54％。洛克菲勒控制的另一家公司施贵宝公司，按照其财产的实际价值计算，在1945年的盈利不是6％，而是576％。
那是在利润丰厚的战争年代，当时的陆军军医局局长办公室和海军医药局不仅扮演着药品托拉斯推销商的角色，同时还强行将药品托拉斯的毒药注入到美国士兵、海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血液中去，数量超过两亿剂。比利问道：洛克菲勒一家，及其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商业服务监督局、陆军医疗部队、海军医药局中的走狗以及全国成千上万的卫生官员们会相互勾结起来将各种形式不鼓励使用药品的疗法排除在行业之外，这难道不奇怪吗？
“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后一次年度报告，”比利报告说：“详细记录了过去44年来基金会给予各个大学和公共机构的捐赠，这些捐赠总计超过了五亿美元。这些接受捐赠的大学，理所当然地向它们的学生传授洛克菲勒医药公司希望它们传授的药品知识。否则它们就得不到更多的捐赠，就像美国的那30多家学院一样，由于不采用那些基于药品治疗的理论，没有一家能得到捐赠。
“拥有著名医学院的哈佛大学，已经收到了洛克菲勒药品托拉斯8，764，433美元，耶鲁大学收到了7，927，800美元，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收到了10，418，531美元，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收到了2，842，132美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了5，424，371美元，康奈尔大学收到了1，709，072美元，等等，等等……”
随着将那些巨额资金“捐助”给进行药品宣传的院校，洛克菲勒利益集团正在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网络，没有人能够完全探究其内里。早在30多年前，这个网络就已经大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让比利这样来描述：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创造、建立和发展了远非人类思维所能想象到的工业帝国。美孚石油公司当然是洛克菲勒其它所有实业建立的基础。老洛克菲勒的故事使得他这个最冷酷无情的工业海盗浮出了水面。虽然他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但是今天人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却假装不记得了。这个庞大的工业帝国的支柱是大通国民银行（现已更名为大通曼哈顿银行）。
洛克菲勒的工业帝国并非只将其财产的一星半点儿投入了药业。洛克菲勒一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药集团，并利用他们其他的利益集团施加压力以提高药品销售量。市场上12，000种不同药品中的大部分都是有害的，药品托拉斯对这一事实毫不在意。
洛克菲勒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设立于1904年，当时叫作公共教育基金。表面看来是对公共教育基金作为补充的叫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组织，成立于1910年；通过长期的欺骗和洛克菲勒大量钱财的投入；它终于使得纽约立法机关于1913年5月14日对其颁发了特许令。
因此也就毫不吃惊，洛克菲勒家族在所有与卫生有关的联邦机构里都安插有自己的眼线。于是，最先是在父母和学校的帮助下，其次是在直接的广告作用下，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是在广告收益对媒体的影响下，对美国公众进行“教育”的舞台搭起来了，这种“教育”着眼于把美国公众变成是药品和医生的依赖者。
《广告时代》杂志的一份汇编显示出，早在1948年，美国大一些的公司在广告上的花费总额高达1，104，224，374美元，那时一美元还值一美元，而不是像半个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译者注）那样不值钱。在这笔令人惊愕的巨额开销中，洛克菲勒—摩根连锁利益集团（摩根死后完全成为洛克菲勒的天下）控制了大约百分之八十，并用来操纵关于卫生和药品事件的公共信息——当时如此；而今日则更无所顾忌。
新闻审查
“即使最独立的报纸也要依靠它们的新闻联社来获取国内新闻”，比利指出：“因此新闻编辑没有理由怀疑来自美联社、合众社或者国际新闻社的关系到卫生事件的报道受到了审查。然而，这种审查却接连不断地发生。”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药品托拉斯在美联社理事会中有一名它自己的理事。他不亚于亚瑟·海斯·苏兹贝格。而亚瑟·海斯·苏兹贝格是《纽约时报》的发行人，美联社理事会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
因此，对于洛克菲勒托拉斯而言，说服美联社的科学编辑采用这样一种政策是极其容易的，即未经这位药品托拉斯的“专家”批准，不允许任何医药新闻过关，而这位新闻审查官不会批准任何一条以任何形式有损药品销售的新闻。
这就向今天说明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