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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象一般神经病症状那样有直接的益处。
邓巴（Dunbar）的事故多发病例中的骨折现象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们的匆忙、懒散、粗心草率、游民性格，当然使骨折更容易发生；但这些骨折现象是他们命中所定，而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益处。
可以暂且假定，有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将上述的人体症状怍为神经病的直接益处制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命名，将它们称为变形表现（conversion）症状或者更笼统地称为神经病症状。如果人体症状是神经病过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体代价或附带现象，那它们最好被赋予另外的名称，如生理性神经病，或者象我们已经建议过的那样，称之为表现性人体症状。一个神经病过程的副产品不应当同该过程本身相混淆。
在结束这个论题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有机状态，即压抑、健康、能动性、冷漠等的表现出来的或实际的部分。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便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然并非应对，而是表现（虽然很明显，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是一个应对性症状，即在一个拒绝排泄粪便的孩子身上，他以这种行为向讨厌的母亲表示无意识的敌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丧失语言功能，健康状态中的强健肌肉，或者感情不稳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桑塔格（sontag）的一篇论文（433）可以用来证明，对同一种人体心理紊乱可以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这是一位妇女的病历报告，这位妇女患有严重的毁坏面容的面部痤疮。这种状况的最初出现以及分为三个周期的复发，都同由于性的问题所引起的严重的感情压力和冲突恰好重合。皮肤病在三个周期的发作，时机选择得恰好使这位妇女得得以避免进行性接触。可能是出于避免性问题的愿望，才在无意识之中煞费苦心地生出痤疮来；这或许也象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她对自己过失的自行惩罚。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过程。要想根据内在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连桑塔格自己也承认．整个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
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机体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机体失调涉及到冲突，压力、焦灼，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表现性症状，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有一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类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疮既可以被解释为表现性症状，也可以被解释为应对性症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大多数论者所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桑塔格多，但他们却放任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了确定的结论，即在一些病例中确信是神经病症状，在另一些病例中则确信不是这种症状。
有必要提防将目的性强加给可能是出于偶然的事情。我想象不出比下面的病例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结过婚的男子，因为暗地里同一位情妇发生着性关系而正在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报告说，每次去会过他的情妇之后都会生出严重的皮疹，不去会情妇倒也没有这种事。按照人体心理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开业医师都会把这当成神经过敏反应，因为是自我惩罚性的，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然而检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没有那么玄乎的解释。原来患者情妇的床上生满了臭虫！
作为表现的自由联想
这同一种区别可以被用来进一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目的
性、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它之所为。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精神分析理论的庞大结构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很少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几乎根本没有，就是连推测也寥寥无几。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促成或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Rorschach）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容易地检验一个早已为人所熟知了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报告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已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得以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许多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列。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要说自由联想不无意义，颇有用处，那么也同说罗夏试验不无意义，颇有用处的原因完全一样。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现实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有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task orientation）。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从得出一个答案同得出另一个答案一样容易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Rorscharch plates）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何问题的对立面。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罗夏板，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自由联想也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censor—ship）、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舍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便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于是，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等，会差不多完全决定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说的话。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也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的作用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表真情的过失（Frendian slips），以及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进行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的自我（ego）。
从原则上讲，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是尽最大可能地将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排除掉。安静的房问，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无拘无柬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各自作为文化代表的责任置之不理，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express his words），而不是应答（cope with his words）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一一出现。
当然，我们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