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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应该结束这方面的讨论，转到更愉快的话题上来。暗中说服最令人惊异的形式证明并不可怕。1957年，詹姆斯·维卡利这位市场调研员宣布说，在新泽西福特李的一家电影院放映《野餐》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把“请喝可口可乐”和“饿了？请吃爆米花”这两句话以三千分之一秒的速度每隔5秒钟在银幕上闪现一次。他说，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两句话，可是，在6周的试验期内，可口可乐的销量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一，爆米花的销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七。
这个故事引起了轰动。公众十分惊骇，社会评论家发出了警告，在收音机和电视上做潜意识广告立即成了70年代的热门生意，商店播放背景音乐，里面包含有无法注意到的偷窃警告，而联邦通信委员会也作出相应规定，说利用潜意识信息有可能导致吊销广播执照。
这些全都是废话。在《宣传时代》一书中，普拉特堪尼斯和阿伦森报告了他们对200多篇论潜在信息的学术论文的研究。大部分论文都没有证明说这样一些信息果真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而那些的确产生了影响的信息“要么在理论基础上是完全错误的，要么不能够进行复制”。
另外，他们还引述了一个好笑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加拿大广播公司把“现在就拨电话”这句话通过潜意识的方式在一次大众星期天晚场表演中播放了352次，事先还告诉看表演的人们说，将有一段潜意识信息要播放出来，并请大家说出这段信息的内容。这段信息对实验期间的电话使用率没有产生任何改变，近500名写了回信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的报告是正确的答案。然而，许多人很明显知道维卡利故事的人都说，他们在表演期间感到饥饿或者口渴。
可是，所有相信维卡利故事的人都受了骗。《广告时代》1984年的一篇文章说，维卡利承认，他最早的一次实验是哄人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入不敷出的营销公司拉客户。
法庭心理学
貌不惊人的雨果·曼斯特伯格是第一个建议把心理学应用到法律系统中的人，因为这正是统治结构中的基础。他在1908年出版的《证人席上》一书中总结了影响证词的一些因素中的心理学知识，然后说，应用心理学应该对法官、律师和陪审团有所益处－他批评所有这些人“都以为其法律本能及其常识使他们拥有全部必需的知识，甚至绰绰有余”。可是，这本书产生的收效却极其有限。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心理学家很少充当专业证人，他们只为少数几个大城市的警局选拨人员，他们对法律系统中的心理学进行的研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然而，从60年代开始，把心理学应用到法律系统中的兴趣大增起来。尽管法律职业人员和心理学家继续保持紧张的关系，可是，应用心理学现在已经充斥于法庭、法院和审辩听证室了。《法庭心理学手册）的最新版本是由心理学家欧文·B·威纳和阿兰·K·希斯编辑的，内容达700页之多，其章节涉及好几个应用领域。每个领域都涉及许多具体的活动，既有民事活动，也有刑事活动。试举几例如下。
——心理学家现在可以充当法庭顾问，以解决监护权争端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父母的能力，并以临床评估方法为基础提出建议。
——在赔偿金案子中，心理学家可以作出证明，因为赔偿金涉及员工认为某种生理或者心理伤害是工作场地的损害导致的结果。这样一些赔偿要求每年达到数十亿美元，它经常涉及诈病及诈骗；心理学家的工作是要与提出要求者面谈，对原告进行测试，并报告自己的临床印象。
——测评法庭人员的公正性，它可以用来辨别犯罪嫌疑人。心理学家们会得出对公平和不公平人员组成的研究发现。不公平的人员组成有可能会使辨别变得十分明显，因为他们能使用“替身”——代替别人站在某个位置上的人——与疑犯的外貌极不相同，或者在照片组成中，通过使用疑犯皱眉的照片和替身中性的或者微笑的照片做到这一点。
——心理学家还能充当法官和检察长的观察人员和顾问人员，使他们在询问一位少年，以确定其作为证人的成熟程度。
——收集性虐待的证据，因为一些小孩子太小了，无法知道怎样在法庭上作证。利用从儿童疗法中借来的方法，心理学家可以观察孩子玩玩具，以确定与其所宣称的受害情形类似的情景。
——会见并测试寻求精神错乱保护的疑犯。这个保护措施成功实施的情形远远不及公众假设的水平。有调查发现，公众认为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使用到了精神错乱保护，有三分之一的人申请成功，可是，专家估计，按照精神错乱的标准，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重罪犯人是无辜的。
法律系统中其他的心理学应用领域值得人们怀疑，因为职业工作者不是很愿意接受这些观点，它们的结果也是不稳定的。这里有一些例子：
危险程度判断：审辩组经常请心理学家预测，一个犯过暴力罪的犯人如果出狱的话，他再犯别的重罪的可能性大不大。威利·霍顿给心理学对未来暴力行为的预测评估带来了坏名声，因为他跟其他杀人犯一样，出狱之后又重新杀了人。
对暴力预测的五项研究的回顾经常被人引用，它发现，临床工作者所做的预测只有三分之一的准确度。（然而，这类的许多错误都是无害的“错误预报”——预报某些人释放后会重犯大罪，结果却没有犯。）美国最高法院回顾了一位名叫托马斯·贝尔福特、被叛了极刑的犯人的案子。这人的律师宣称，预测贝尔福特未来会旧罪重犯的证明不应该考虑在对他的量刑中。1983年，最高法院不同意，认为这样的证词不一定就是不可靠的。可是，包括“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都认为，涉及死刑判决时，危险度的预测经常会出错，因为不应该在这样一些极刑情形下使用。
谎言测试：心理学家、立法人员、律师、法官和新闻界已经对测谎器的用途和有效性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有关撒谎的焦虑，特别是当受试者被问及包含与犯罪有关的关键词句的问题时，会产生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和皮肤电增阻强等的症状，这些都会明白无误地反映在测谎器上。可是，对这个课题进行的大量研究既提供了支持它的证据，也有反面的证据。有人分析了对测谎器的用途进行的十项最为仔细的研究，分析表明，测谎器比纯粹的碰巧好百分之六十四——这就好多了，可是，要使其用作呈堂证词，那还远远不够准确。
波士顿大学应用社会科学中心的主任列昂纳德·萨克西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测谎器的弱点。他说，测谎器不是谎言测定器，而是一种恐惧测定器。如果人们害怕机器会暴露他们撒谎的真相，他们会产生机器报告出来的恐惧反应——可是，如果他们不相信测谎器能够这样，他们会照样撒谎而不担心，而机器会说他们一直是在讲真话。
由于测谎器不可靠，其有效与否也值得疑问，大多数法庭并不经常把结果当作证据，而心理学家们也很少做测谎测试。（一般来说，只有一些自称“测谎者”的人才经常做这些实验。）可是，几乎有一半的州承认这些测试的结果，如果起诉方和辩护方事先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在马萨诸塞、新墨西哥，偶尔还有其它一些州里，辩护方可以在起诉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引用测谎结果，假设这些数据“发生在辩护过程之前”的话。
原告和被告有时候会在庭审之前进行测谎试验，如果结果对各自有利，他们会把情况向新闻界公布。结果并不会成为证据，但公众，也许还有该案陪审团的成员，会在这些所谓的证据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意见。
陪审团员的科学选择：这种法庭心理学应用的社会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其提倡者宣称，这会使陪审团审判更公平一些，可是，它的目的是要选择一些预计会偏向心理学家的客户的陪审团员。
陪审团员的科学选择只有20来年的历史，它是一种特别服务，会花费原告或者被告5－25万美元不等的费用。当然，它主要用在重大索赔诉讼和关键民权案中。这种服务大多是由市场调研及管理顾问公司提供的，他们拥有自己的雇员，或者临时聘用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用他们的研究结果给客户的律师提供有关应该选择或者避开何种陪审团员等的信息。
当然，律师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