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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门性欲并没有被戒除和摒弃，而是被压抑了。
［２６］
精神分析学中主要的含混不清的地方包括如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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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３２
里比多的婴儿前生殖器时期的机制，包括肛门机制，是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我们在本书其他地方业已采取的立场是，它们并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是被人的自我（ｅｇｏ）
建构的；更确切地说它们代表着人的身体的畸变，而这正是人的自我。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精神分析学和斯威夫特的论点不谋而合，即肛门性欲——用斯威夫特的语言来说是“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
——就特别是人类的特权；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又与斯威夫特有所分歧，按照他的意思，那种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在生物学上是既定的。这也就是说，斯威夫特不给耶胡任何“一点理性”
，并且把耶胡转变为西欧文明人仅仅归因为理性，这是错误的。如果肛门机制是由人的自我建构的，那么，“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就是人。
类理性的一种原始的或婴儿期的表现。斯威夫特也先于弗洛伊德对肛门性欲与人的侵犯行为之间的联系作出了强调，耶胡的污秽首先表现为以排泄物实行侵犯：精神分析理论也强调肛门机制与人的侵犯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至于将婴儿期性行为的这一阶段称为肛门－施虐阶段。挑衅、统治、权力意志这些人类理性的属性首先是在排泄物的象征性操作中发展起来的，又在对排泄物的象征性替代物进行象征性操作中永恒化了。
精神分析关于肛门性欲的理论依赖于它关于升华作用的理论。假如金钱之类并不是粪便，那也就没有多少理由去假定人对于排泄物怀有奇特的迷恋。同样的道理，假如斯威夫特没有同时也预见到升华理论，那就很难理解他怎么会预见到关于肛门性欲的理论。然而斯威夫特确实是预见到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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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生与死的对抗
升华作用的理论。发现这一点的功绩应当归于威廉。燕卜逊（ＷｉｌａｍＥｍｐｓｏｎ）。
燕卜逊在谈到《桶的故事》及其附录《精神的机械作用》（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
时这样写道：［２７］
在斯威夫特的这个可怕的事例中，也由于同样的机制，表明了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一种怀疑，而不是读者的意识。
“每一件精神性的和有价值的事物都有一个粗俗而令人厌恶的模仿物，与它十分相似，并有相同的名称。
只有作坚持不懈的鉴别才能区分它们。“
他为此提出了一整套猥亵的双关语，试图简化这种鉴别工作。他有意识的目的是要反对基督教改革者们的灵光说（ＩｎｅｒＬｉｇｈｔ）
，捍卫英国国教；而其效果则只有精神分析学家才能给予全部赞赏。在他的表述中搀杂着他（令人信以为真的）佯作相信而实则嘲讽的东西，亦即引起他厌恶的根源，那就是“每件精神性事物实际上是物质性的，霍布斯和科学家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的宗教实际上都是一种性变态”。
根据燕卜逊的看法，斯威夫特产生厌恶的根源在于发现在高级事物和低级事物、精神性事物和物质性事物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这就是精神分析学所说的升华。斯威夫特发现了升华学说，是把它当作对宗教——尤其是宗教狂热——进行心理分析的一种新方法。他的新方法把宗教狂热视为他所说的“精神的机械作用”的结果。一开始他就把他的宗教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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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４２
学和传统的自然主义心理学区别开来，后者把宗教狂热当作“自然原因的产物，强有力的想象、怒气、激愤、恐惧、悲伤、痛苦以及类似情绪的结果”。
如果你想给斯威夫特的宗教心理学安上一个特定的名称，那就只能叫做精神分析学。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宗教狂热定义为“使灵魂或其官能超越物质的一种提升”。然后，斯威夫特进而提出“感官的败坏即为精神的产生”这一基本主张。斯威夫特所说的感官的败坏意味着压抑，这从他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２８］
因为人身上的感官是通往理性的要塞的许多道路，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它被整个地阻塞起来了。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努力，或者是转移、蒙蔽、愚弄、灌醉和哄骗感官，再不然就把它们挤出据点；当它们缺席的时候，或者被弄来互相打内战的时候，精神就趁虚而入，履行其职责了。
压抑是升华作用的原因这一学说，在斯威夫特为“精神的机械作用”所建立的类比关系中生动地暗示出来了：［２９］
在我们的祖先塞西亚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中有一个民族叫做“长头人”。它最先是因为接生婆和保姆们捏弄、挤压和拉扯婴儿脑袋的习惯而产生的；通过这种方法，自然形态的一个通道被关闭，将会被迫寻找另一个通道。
于是它在上面找到空间，向上长成圆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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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生与死的对抗
斯威夫特不仅断言精神是通过身体的感官性被压抑而产生的，而且正如塞西亚长头人的类比所暗示的，他也断言了升华作用的基本结构是——用精神分析的惯用语来说——从下层向上层的移置。从下往上的移置，赋予身体的上部区域和下部区域以一种象征性的同一，这就是斯威夫特对清教徒崇拜大耳朵所作的解释：耳朵乃是象征性的阴茎。根据精神分析学，将生殖器功能移置向另一器官是转变性歇斯底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ｈｙｓｔｅｒｉａ）的基本模式。
“转变性歇斯底里将身体的那些征象明显的部分生殖器化。”
例如，处女的脸红就是转变性歇斯底里的一个轻微病例，也就是说是整个头部的轻微的竖立。
［３０］根据斯威夫特对清教徒的分析，“大的比例不仅被看作人的外部的一种美饰，也被视为内在优美的标志，此外，自然主义者也坚持认为，如果在身体的高级区域有些部分突。。
出隆起，例如耳朵和鼻子，那么在低级区域也一定同样如此。“。。
因此斯威夫特说，虔诚的女教徒们“也就把那个器官所有这类特别的膨大看作热情的突起部，或者精神的赘生物”
，并且“希望孕育一个符合这种期望的后代”。
［３１］沿着这条道路斯威夫特抵达了弗洛伊德关于人性中最高部分和最低部分具有同一性的原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因此，属于我们每个人头脑中最低最深的东西，通过理想事物的构建过程被转变为人类心灵中价值最高的东西。”
［３２］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则是：［３］
然而在人的头脑中，当给思想以刺激并放松控制时，它决不会停步不前，而会自然而然地冲进高和低、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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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４２
恶这两个极端。他最初的幻想联翩，一般总是把他带到绝顶完美、最为高贵的观念去；直到他翱翔到力所不逮目不能及的程度，却没有觉察到高处和低处的边界是多么接近，互相毗邻。沿着这同样的路线飞翔，他垂直跌落进事物最深的底部，就像一个人向东旅行最后进入西方，或者像一条直线被它自己的长度拉成了一个圆。
斯威夫特正是以这种超凡的活力追求着他的幻象。
这样，在《桶的故事》和在《精神的机械作用》中，他一共两次得到了关于在所有对立物中上帝与魔鬼这一组对立相互统一的观念。
“人们自称要扩展某种无形力量的领域而缩小相反的领域，却发现自己对于善与恶的性质十足的无知，而且极其可怕地把两者的界线弄混淆了。在人们把他们神性的宝座提升到光明天界（ＣｏｅｌｕｍＥｍｐｙｒａｅｕｍ）以后；……在他们把他们邪恶的天性沉没到最低的核心中去以后；……我却放声大笑着，同时看着这些推理家们卷入关于某些道路某些地方到底是接近上帝还是魔鬼的聪明的辩论，看着他们一本正经地争论道，如此这般的影响是从上面还是下面进入人的头脑的，或者某些激情和感情是被恶的还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