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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医术高超，并非开口《内》、《难》，闭口《金匮》、《伤寒》，而是重视医理与病理的结合，在基本功上严格要求。诸如《雷公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等，都要求熟背，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则以实用为准选学精读，要求明其理、知其要、融会贯通。比较重视的是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另外，也重视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李东垣的《脾胃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宗川的《血证论》等。父亲常说：「医者理也，认清医理才能治好病。」所以，在学习经典医籍时绝不要求死记硬背，在临床应用时绝不要求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在实践中加深记忆。
「博」字铺开路
（一）实践出真知父亲病故后，房东把房卖了，按照当时「典三卖四」的规矩，必须在四个月之内搬出去。那年我二十八岁，参加伪政府卫生局的考试（应试者五百余人，合格者仅有四十多入），虽然获得了中医师合格证书，但仍不能正式开业，必须到汪逢春会长为首举办的中医师学会讲习所学习一年，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挂牌。当时正值丧父就学之际，饱尝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苦酸辛辣。只好搬到前门外大席胡同「广福客店」，三世同居一小陋室，晚上搭铺就寝，白天拆铺攻读、看病、吃饭。所谓「广福客店」实际上是贫民窟的一角，住有五十多户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故与我交往者尽贫苦之辈。由于国腐民穷，瘟疫流行，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锻炼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医。成功与失败、欣慰与焦虑，复杂的心情激励着我的进程。由于广泛实践，把从父辈和医书上获得的知识变成了我的直接经验。例如，我出诊时进门一闻，便能鉴别出是麻疹还是猩红热，这种闻诊的敏感性，可以说是后天获得的「特异功能」。
由于当时的处境，使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民众，加强了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例如有位「洋车夫」请我出诊，事后拿出一元钱酬谢，我一眼就看见月份牌上夹着一张当票，心中凄然，迅速推回「车夫」的双手说；「快拿去给孩子买药吧l」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无数贫民难友虽然无钱送礼挂匾，但是「心中」的匾牌，情意更为深重。
（二）博采思路广北京解放了，我同时在几个药铺坐堂，如前门大街的「永安堂」、「体干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得堂」等。当时我有幸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同一药铺坐堂，施为下午4～6点，我为下午6～8点。每天我都早去站柜台浏览施的脉案，并亲自询问服药后的变化，洞察其中奥妙，正是「行家看门道」，稍有所得便默记脑海，日久天长像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脉案都成了我的活教材。另外，我还广交同道淡论医道，像前门地区名医康乃安、赵瑞麟等都是我的挚友。由于我勤学好问，康在临死前把祖传秘方「鹅口散」传给我，经我推广使用对于口腔溃疡、白赛氏病等都有良效，现改名「口腔溃疡散」，由药材公司公开出售。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北京市第一中医门诊部，与已故妇科名老中医刘奉五对桌应诊。刘是国医学院科班出身，又曾在校任教，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疗效也好，我打破了「文人相轻」的旧习，主动与刘探讨医术，并互相交换病例。我当时把所能接触到的前辈和同行，都当成了老师，履行了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遗训。
（三）勤学不耻下问我自幼曾受过「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训，又经历了做学问的艰辛。所以，我体会到：「学问、学问，边学边问」通过实践，才是自己真正的学问。平时我参加外院疑难重症会诊较多，很多西医都乐意与我合作，我也把会诊作为向「能者」学习的好机会，并经常从抢救疑难病例中，汲取现代的医学知识。
「钻研」持以恒
（一）由「博」返「约」，深钻肝病辨治调入市中医医院后，由于科研需要，我进了肝病组，组内成员虽几经调整，我可以说是「开国元勋」之一，也是耐力持久的主力队员。从制定科研计划到实际临床观察，我都亲身参加，及时总结经验，多次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很注意某些新的苗头和新的线索。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治疗肝炎除清热利涅法则外，还流行清热解毒之说。我曾发现南方某肝病专家善用芳香化浊之品，对于改善症状和肝功能疗效尚好，我迅即扩大使用，于是藿香、佩兰等芳香化湿解毒的方药得以验证。再如肝病后期，正气耗伤，病邪易于散蔓，过用清热解毒、清热祛湿反而容易中伤脾胃。我根据「肝欲散，以辛补之，以酸泻之」的理论，选用一些酸味的药物，像白芍、木瓜、五倍子、乌梅、五味子等，一方面收敛正气，一方面「泻肝」酸敛解毒。特别是对于五味子的研究更是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并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其它如肝病辨治过程中的邪正关系，病证结合与中西合参，对于肝病的胁痛、腹胀、低热、痞块、合并痰湿（肝炎后肝脂肪性变）、消渴等症侯，以及近些年来新发现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gAg）阳性」等问题，我都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并不断总结自己的治疗体会。
（二）辨证严谨抓实质，力挽危难我不仅仅治疗肝病，对于杂病也注意积累经验。在学术观点上，我比较重视气、血、痰的理论，因为「气血为病」，「痰生百病」。所谓气、血、痰（古人称痰者水也），实际上是气、血、水三者，既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又是病理变化的实质。所以在临证时，除了遵守传统的辨证法则之外，特别注意抓住气、血、痰，对于疑难重症的治疗更是如此，例如有一次外院会诊，中西医专家也在场，患者（河南人）是流行性出血热，因在外地抢救未愈来京，病情危重。本病北京不多见，我不熟悉，于是以「能者」为师，首先向西医专家请教，了解到本病病原为特殊病毒，由地鼠（啮齿动物）和恙螨传播，而且发病急骤，死亡率很高，且以发热，出血、休克、肾功能障碍为特征。临床可分为发热期、低血压期、尿少期、多尿期。我又向护送的中医师请教，他们认为：发热期相当于毒热入于血分，用犀角地黄汤加减，低血压期以西医药为主积极抢救休克，肾功能障碍多尿期，以补肾为法，用六味地黄丸加减。而本例正处于多尿期，曾服六味诸剂数日效果不显，我聆听了中西医「能者」珍言，进行认真的思考，并详细询问患者现状，发现患者少气懒言，精神萎靡，虽然发热已平，然而尿虽多而口渴、喜冷饮，舌苔白而舌质红，脉细数而略有鼓指。于是透过复杂的表象，深入探求毒热入血，耗伤气阴的病理实质，辨证为里热未清、气崩大伤。使用六味之辈为时尚早，于是改用竹叶石膏汤与人参白虎汤合方加减，三剂后症除溲敛，再用六昧加减而收功。
（三）著书立说，继承发扬传心悟我瞄为我应当是祖国医学历史中的接力赛跑队员，继承了古人的遗产，又传下去。所以，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积累病历和数据。在整理和编写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是：通过「加工制作」使经验带上系统性、条理性，从而提高一步。除了突出肝病治疗经验外，对于杂病也围绕我的学术观点，进行归纳和分析，并采取说理与举例相结合的方法，对于每一观点、每一看法，都用实际病历加以说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避免重谈，更忌夸张炫耀之词，同时为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还把主要论点用歌诀的形式作标题，以利上口，读后能诵能用。例如肝病调护宜忌简介一节，以「情绪舒畅，不能着急」饮食有节，不可偏倚；生活起居，要有规律；劳逸结合，善于调理」四句话为小标题，概括地说明了肝病调护的要点。
《关幼波临床经验选》出版后受到多方面的关注。例如一位主管卫生工作的领导写信给我说：「总结行医经验，交流推广，造福人类，是件大好事，你的著作显示了你的贡献。」这对于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日本神户市中医研究会会长森雄材来函说：「我们的中医研究会，计划出版一本西医诊断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临床书籍，并打算将先生的《关选》作为编写的参考。」由于本书源于实践，所以书中的经验可以借鉴。例如山西临汾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