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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阴阳不可废」之说，是毫无根据的。朱熹《太极图说·注》中曾指出。「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用之道。」于此，可知五行之中固莫不具有阴阳，而中医五行学说以五行联系机体内外环境的整体统一和相互资生，相互制约、自动调节的一系列活动，又莫不包含着阴阳两者的矛盾运动。陆氏未见及此，宜其有废此存彼的错觉。若夫中医惯用的有关五行方面术语中的克字与制字，则应有所区别，不能混淆不分。因为它关系到生理与病理，即正与邪两个方面，而各异其含义。如《医经潮洄集》在解释「亢害承制」时说；「承，犹随也。不亢则随之而已，既亢，则起而制之，承斯见矣。」这和《类经附翼》「无制则亢而为害」说中的所谓制，都属于生理性的自动调节。施制与受制的双方，都属于正的方面。当然，制的作用，也可施之于邪的一方，如培土以制水，滋水以制火，其所制者，自属于邪。不过，这所谓制，是来自予体外的输入。假如是阳明大实，煎熬肾阴，则为邪土克正水；水湿上凌，蒙闭心阳，则为邪水克正火。总之，壳我者为邪气之贼害，被克者为正气之受戕。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因此，为了使概念明确，对克字与制字的使用，有严格区分的必要。
（=）关于临床在接触临床的带教工作中，在目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要求下，感到临床上单靠中医的辨证，显得十分不够，是毋庸讳言的。然而有些病例，在现代诊断的客观指标提示下，却闪烁着中医理论的光辉。例如，慢性肾炎病人的早期，尿检中有蛋白、管型、红白细胞等等，至晚期血检中非蛋白氮等升高而死于尿毒症。这就充分证明了清代邹澍在《本经疏证》「山药」条下「肾气者，周当留其精而泻其粗也」之说，是天才的发现。在彼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精与粗的实质，但这一论点，确是对肾脏生理功能认识上的突破。尤其是在目前，有足够的资料使人理解到：慢性肾炎病人，始而留精功能不足，亦肾气之衰颓，继而去粗功能有亏，知邪毒之潴留。从而为指导治疗提供了有益的论据，有力地纠正了过去仅据尿毒症出现的惊厥、昏迷症状，认为是病久延虚、虚风内动，治以三甲复脉汤等方的偏差。不仅于此，现在还能根据肾脏早有器质性病变的认识，及早地适当地佐用活血化瘀、消肿生肌的药物以提高疗效而推迟恶化，乃至完全治愈。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医的整体观点。如在治疗经过现代医学确诊为冠心病范围内的某些心脏疾患时，根据传统的四诊所得，参用补肾阴或温肾阳的方法，往往取得比较满意的疗效，这又说明了中医「心肾相交」、「坎离既济」等理论并没有过时。与此相反，我在运用肤浅的现代医学知识从事临床实践中，又常常感到某些中医理论的不够完善，甚至变更了原来整套的理法方药。如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对其所谓炎症，每指出其病所有充血、水肿等病变。我曾遇到一个失音五年、别无所苦、久治不愈的病人，即根据五官科对声带诊断的结论，用通窍活血汤合真人活命饮加减，不过数剂即得音开而逐渐响亮如初。这就免去了是「金实不呜」还是「金破不鸣」不必要的顾虑。还有，我曾用活血消肿、渗湿清热、专理肠间的方法，治愈多例慢性腹泻，以及在治疗迁延性肝炎、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的过程中，总是尽先解决血气有亏与邪毒和瘀血留滞这一对虚与实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多能完全治愈或获得缓解。这又使我感到李士材治泻九法和王旭高治肝三十法，都不免限于历史条件而不尽切合实际。也有一些慢性腹痛，其病机正如《临证指南医案》「便血」医案中所说「脏阴有寒，腑阳有热」的相反状况，治疗上自应兼筹并顾。叶氏之说，自是从《金匮》黄土汤方义领会而来。实际上，有很多胃肠和其它方面疾病的病机，同时存在着脏寒腑热，亟需仔细分析，这就是辩证法在病理上的体现，也是辨证论治的精华所在。闲尝忆及《医学入门》有「人皆知百病生于气也，而不知百病生于血也」之说。我则认为，百病未必皆生于血，但百病都或多或少地与血有关。这从活血化瘀法在临床上用途之广，取效之捷，可见一斑。吾生有涯而知无涯。纵皓首穷经，犹未窥堂奥。然涉猎既久，也不免有一知半解。但一念及先贤顾亭林「凡著书立说，必为前人所未言，而为后人所必需」之言，则又不敢率尔操觚。荏苒至今，徒伤老大。
最后，我不辞衰朽，谨向同道们贡一得之愚：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医学，是研究和解决医学部门特殊矛盾运动的学问。要学好这一宝贵医学，就要学习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中曾指出：「科学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种科学都是研究世界的某一方面的过程的矛盾运动的学问，科学家只要一旦离开了矛盾分析的研究，把它研究的对象看作是没有矛盾的东西，就要使科学的进步遇到障碍。」因此，我愿在有生之年，和同道们一起，一面加强辩证法的学习，一面呼吁多学科的协助，进一步探索祖国医学理论的精髓，为中医学术的发展共同努力。
（郭无玲整理）
涉医征途回眸
北京中医医院到院长、教授关幼波
【作者简介】关幼波（1913～），北京市人。医承家学，广撷博采。临床四十多年，对于肝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有关同志协助下，创制「关幼波肝病辨证施治电子计算器程序」，获得成功。着有《关幼波临床经验选》等。现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内科分会理事、北京中医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科协理事等职。像
我从事中医工作已四十多年，途中小憩回眸，展望中医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欣喜之余，乐于总结一下自己的学习经过和体会。
「严」字开的头
（一）严父即严师我幼承家学，六岁读私塾，在老师与家父的严格管教下，熟读四书五经并嗜书法，九岁时曾在街头当众挥毫书写春联，路人得之以求吉利。十六岁与家兄随父学医侍诊左右。我的父亲关月波是北京地区名医，擅长内、妇、儿科，对于时令病、妇女病更有独到之处。他的学术观点受滋阴派朱丹溪的影响，倾向于「阳有余、阴不足」。他体会：天花、麻疹、猩红热等属于温疫范围，病毒由口鼻而入，在气分不发病，在血分才发病，所以在治疗时一定要加用凉血活血的药物，如丹皮、赤芍、白茅根、元参。麦冬、生地等，自始至终注意养阴为佐，亦即解毒养阴、凉血透表之法。由于当时温疫流行，他曾将自己的经验方做成「温疫灵丹」加引吞服，简便廉验，深受劳苦大众欢迎。对于妇科病，他以四物汤治血为法，因病而异，灵活化裁，每收殊效。内科方面善治脾胃病，侧重于调理气血。总起来看虽然方药平平，但是辨证精当，疗效卓著，名人墨客祝贺称颂者不绝于户。其中胡某重病获愈，感激不尽，进金匾一幅，匾中八个大字两行排列：髂翌罄。横竖可读，回环成诵，意思是：儒乃达儒、医是明医，儒达乃儒、医明是医，儒医乃是达明儒医，儒医达明乃是儒医。此段「回文诗」我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并以此鼓励自己。
父亲既是严父，又是严师，对我兄弟二人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吾兄误将「橘红」写成「菊红」，父亲当着病人狠狠地给了他一嘴巴！并辞退了这个「徒弟」。我也曾挨过父亲的戒尺，因好学善问，得以继续留在身边学习。但随诊多年，从不轻易放手独诊。在父亲抱病期问，他曾连续抽查了我的三个脉案，经过认真复核，「考试」合格，最后满意地说：「你可以治病救人了。』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
（二）根基立坚实父亲以「品端术正」为座右铭，并一再告诫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同道主要是学，不要评头品足，妄加批评，治病救人重于义气、轻于财气……这些朴实而略带「封建色彩」的哲理，作为医德教育，在当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
父亲医术高超，并非开口《内》、《难》，闭口《金匮》、《伤寒》，而是重视医理与病理的结合，在基本功上严格要求。诸如《雷公药性赋》、《汤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