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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翘」，「狭叶、黄花」，「药用茎叶，连花实」等记述。李时珍云；「旱莲乃小翘，今用如椿实者，乃蜀中来。」意思是说今用的木樨科连翘，是后来新发现的，而原来的大翘、小翘因而失传。其实，小连翘（田基黄）对早期肝硬化有效，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明记用根，是金丝桃科连翘，今叫做红旱莲。还有萝蘑科的杠柳，也是后来发现的，叫做「北五加」，因而原来五加科的五加失传了。真正的五加皮是功似人参的一种珍贵强壮药。本草所载「金玉满车，不如五加」，是记其功用也。诸如此类，无疑影响了中医用药的正确性和疗效。所以，我感到中医需要研究中药本草，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又重点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写了《江苏中药名实考》、《现代实用中药》和「本草推陈》等书。
破除门户拓宽思路
中医过去有所谓经方派、时方派以及所谓温补派、寒凉派、补阴派，攻下派等等的门户之见。百家争鸣是好事，但囿于门户成见，往往束缚了自己的思路，必须克服。我自幼接受业师传授，开始偏重于经方。平心而论，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辨证处方，理法严谨，方药组织颇有规律，其备受历代各家所推崇者，不是偶然的。可是医药学术总是不断发展的。后世各家，各有其心得与经验，药物亦在不断地发展。旧社会之宗经方者，强调仲景经方能治万病，而宗时方者则谓古方不能治今病，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应该破除门户之见，学习各家之长，择善而从。例如，温热学家所发展的清热解毒药，养阴学家创造的滋阴降火剂，温补学派所擅长的补中益气汤，泄火攻实学派的防风通圣散等，都是我国医药史上的新发展，应当兼收并蓄，取精用宏，通过自已的再实践，加以总结提高。个人认为中医中药以防病治病为唯一目标，不管经方、时方，哪家、哪派，只要行之有效，而能重复推广的，就是好的，就要学习和效法。
反复实践深化领会
解放前农村极端贫困，农民往往「贫、病相连」。记得有一年我去乡里出诊时，一病家邀我顺便一诊。患者是中年妇女，病由黄疸后变成黑疸，面目青褐色，胸满腹胀，大便顽固秘结，邻人悄悄说：黄病变成臌胀，怕是不治之症了吧！患者呻吟病床已年余，因长期负担医药费用，家中已典卖一空，寡妇孤儿，情殊堪怜，故给予免费诊治，并送了几服药，稍稍好转。乃教给她十多岁的儿子，自挖蒲公英（当地农民叫「奶汁草」），每天大量（90～120克或更多）煮汤喝，喝了一个多月，不化分文，竟把这迁延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慢性肝胆病治愈了。这对我触动很大。蒲公英过去我也常用，而这次鲜草大量单独用，未料竟有如此的威力，可见生草药单方对症使用，其力专，其效确。这就增加了我对中药的用法、剂量与疗效关系的新认识。使用单味药，剂量应增加，而复方则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复方成人每日一帖药的总重量，60～90克已足够了。中药的定量问题希望有专人研究讨论之。关于生草药，曾以一味野菊花治愈重症口唇疔。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性，鼻旁生一小疖，一夜之间，肿胀蔓延面颧，口唇坚硬紧张，疼痛高热，神志恍忽，人都知道这是疔疮将走黄。其时，我急命采取野菊花一大把（约半斤）煎汤，一天连喝数大碗，当夜即安静，翌日退热，痛大减，不过一星期而愈。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患慢性肾盂炎、膀胱炎，带浊淋漓，痛苦不堪，半年多来，抗菌素用了不少，时轻时重，已失去了治疗信心。我介绍其自采新鲜车前草十至二十棵煎水，多量饮服，很快见效。连服一个月，后未复发。以上这些生动事例不是偶然的一次两次，而且是可以重复的。如野菊花还可用于湿疹的感染化脓，煎汤作洗剂，往往一扫而光。蒲公英亦可治乳痈，车前草并能治泻痢等等，还有很多，不能多举。这更使我深深感到：中国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中，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太多了。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不管经方、时方、单方、复方，内服、外用，只要效果可靠，就应该兼收并蓄，为人民保健服务。
知己知彼取长补短
我在三十岁以后，从乡下迁到双林镇开业，兼双林救济院医生，每周两次为贫苦病人施诊。此时，常和双林教会医院的一位西医接触，并交了朋友。他喜欢中草药和单方、验方，要我给介绍。而我则感到实验室检查对恶性疟疾和伤寒等诊断的帮助很大，经常请他帮助化验标本，并向他学习。当时，中西医之间不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往往互相攻讦。我们在坦白交流中，认为各有其长处：西医的优点在于分析，中医的优点在于综合。事实上，理论的研究需要分析，而整体性的内科治疗，则需要综合，何况中医中药治疗的方法很多。在日本有一句名言，叫做「理论之完备，莫如西医；疗法之周到，莫若中医」。这也说明这一点。我对于中医的发展，那时即已有了一些考虑；是否采用中医中药的整体性治病，以西医分析的科学方法说理。因而粗率地先后写了《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和《近世妇科中药处方集》等。当时只是一个尝试，现在看来存在许多缺点，就是疏忽了方剂的辨证。后来看到日本汉方医家大壕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木村长久四人合着的《漠方诊瘵0突降》（中译本为《中医诊疗要览》，一九五三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又一九六三年朝鲜译本名为《实际汉方诊疗》），此书在日本，已几经修订增补，现改称为《漠方诊瘵医典》，其体例也以现代医学分类，如传染病，呼吸器病，循环器病，消化器病等，病名和病理说，而附以汉方处方。不过他们的处方，说明了该方之适应症，这是值得我学习的。我深深感到应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我早就想把〈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加以修订，可是琐事繁剧，而年老体衰，力不从心，这条道路是否走得通，有待今后青年一辈的努力探索。
（马永华整理）
弥甘蔗境忆从前
上海中医研究所顾问，教授刘树农
【作者简介】刘树农（1895～），江苏省淮安县人，从事中医事业六十余年。历任上海中医学院《金匮》、内科、各家学说教研组和中医文献资料研究窒主任等职，现任上海中医研究所顾问。
我对中医事业很少贡献，实有愧于老。惟在学以致用的过程三事，爰略陈之。
启蒙与业师
废科举后，在风气闭塞的小城市里，多不愿孩子们去上「洋学堂」，仍留在私塾里念书，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塾师是个晚清廪生，颇知医，对《内经》等经典著作，有一定的研究。所以在教我读医书时，既讲文理，又讲医理，选择《素灵类纂约注》、《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和《本草从新》、《汤头歌诀》等书，要我熟读硬背。当时虽稍感重负，尔后却获益良多。七十余年前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我十七岁离开私挚后，既在堂伯父小儿科小泉公和业师大方脉家应金台老夫子两处诊所，轮流进行临床实习。尽管他们诊务很忙，对徒弟们却严格要求，并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们的宝贵经验。由于我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在他们耳提面命之下，接受尚比较容易。记得堂伯父曾教导我们：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一旦罹病，即应速战速决，不能以疲药误事。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如他对于当时流行的天花，在初期每重用透托和清解，并善于使用大黄，以撤在里之热毒。继则从事补益气血，分别兼温或兼清，重与托里排脓，治愈很多的险症。至于应老夫子则聪慧过人，学识渊博，尤精于湿温病的治疗。他坚持「气化则湿邪自化」的原则，以《温病条辩》中的三仁汤为基本方，随症加减，既善于守，也善于变。记得他曾治一湿温病人，在服用三仁汤加减四五天之后，病势不但不减，胸痞反而加剧，但不拒按，且伴有不得卧、不知饥、不欲饮等症。苔厚腻浮灰而滑，脉沉细而数。他毅然改用瓜萎薤自桂枝汤加干姜、细辛，直通胸中之阳，而横扫阴霾。药下咽后，胸痞顿开，诸症递减，身热亦得周身汗出而解。老夫子辨证之准确，应变之敏捷，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给我的印象亦最深。
失败与成功
我开业后不久，两业师即相继谢世。而我在他们余荫之下，业务却很可观。一年初秋，里中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