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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属。即经中：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也。夫阳明者胃也。以胃实为阳明府之正病，即为应下之正病也。其由太阳病循经传入阳明者，为太阳阳明。虽阳明证见八九，而太阳证有一二未罢者，仍当从太阳而不从阳明，以邪在阳明之经而未入府，故不得指为胃实，即不可用下法也。伤寒按经递传，自太阳传阳明，而少阳。足少阳为阳明邪之去路，然凡阳明病，纵有阳明证八九，而已见少阳证之一二者，即当从少阳而不从阳明（汗，下法皆不可用）。以伤寒之传，由经传经，若入阳明之府，则不得复传于他经。故知由阳明传少阳者，亦未成胃家实而未可攻也。所谓少阳阳明者，乃由少阳之经传于阳明之府也。少阳之传阳明者，因误下伤津而胃受其邪为实故也。更有太阴转属阳明者，亦由脏而府故也。故凡由少阳，太阴病而见阳明府证，而少阳、太阴病罢者，则可下。其正阳阳明者，则由阳明受邪，非由传及也。然正阳阳明亦先经而后府，必有府证乃可下之。其府证之确不确，则以胃家实与不实为断。盖阳明为传化之府，当更实更虚。食入胃实而肠虚，食下肠实而胃虚。若食而不下，则但实不虚，斯为胃实，亦为阳明病根矣。此只因证论治，更不可拘泥传经日数，致失机宜也。此阳明病之大略。以上仅五百余字，阳明大要囊括其中，使人得其要，可执简驭繁。
《伤寒方义辑粹》是在上述《讲草》基础上写成的，文字洗练，论理精深，关键之处复加按语。所以称辑粹者，是因为集诸家之精华而冶于一炉。如先生论桂枝汤之变法时云：桂枝汤以桂、芍分治荣卫。卫出下焦，太阳火弱而卫虚者，则加桂，荣出中焦，脾阴不足而荣虚者，则倍芍，下焦阳衰而寒甚者，则加附子；中州阴虚而邪热者，则加大黄。此数方加减之妙也。寥寥数语，宗经旨而集众长，将桂枝汤及其变方的立意及内在联系，豁然纸上，使人耳目一新。
先生谓：苓桂术甘、苓桂枣甘、茯苓甘草汤，三方所异者，只术、枣、姜三味，而所治迥别。盖白术苦温而燥，健脾而化饮。中州有停饮，以致土不制水，下焦寒水因而为病者，宜用之培其本，则土崇面水伏矣。大枣甘而多脂，有益脾之功，而燥湿化饮则非其所能，故土虚而水上冲者，为所当也。茯苓甘草汤与五苓散对举，曰：汗出而渴者，与五苓散，不渴者，与茯苓甘草汤。盖汗出而渴者，太阳之气不化也；汗出不渴者，太阳之阳气虚于表而中州留饮，胃阳不宣，故用生姜以宣胃阳，而不取术，枣补土之法也。加减变通，明之以理，使人知其殊而触类旁通。
先生对论中桂麻各半汤条（原文第23条）的理解，与众不同。曰：此节经文前贤多作三段解，愚谓非也。此荣中寒邪外达于卫之治法也。盖寒邪凝固而伤于荣，若寒邪久郁，其凝滞之性减，而将外达，则荣气亦随之出于卫分而为汗，则邪解矣。表气虚不能作汗，则其邪出入于荣卫间而不得去，故作面赤，身痒、恶寒、发热各证。推其原，则由荣卫阴阳之气虚，故脉微不得小汗也。其首系之以太阳病，明其邪未离乎太阳也。然阴阳俱虚，发散不可过峻，故合两方而取其半，以通表气而祛微邪也。伤寒表证不用芍，兹用芍者，以阴阳已虚，且寒邪已化其凝固为流通，药复多辛甘发散之品，故可用芍，取以固护荣阴，而邪得随发散之品外出，固不至为此少许之芍药留恋而不去也。前贤多主风寒两感之轻证解，似未允协。若果为两感，至八九日之久，则已变证百出矣，岂能以小汗而愈乎？况若为两感，则芍药在所当去矣。可见，先生研讨学术，或是或非，从不牵强，而是论之以理，求之以实。自此可略见先生治学之一斑。虽然此稿本当时已为医界传诵，争相传抄，但先生并不以此满足，仍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经旨以示后学。使人读后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应手。这是先生治学，力求纵横驰骋、博中求约的具体体现。
审慎求实宗古创新
先生临证诊病，一丝不苟。详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严谨，用药精当，师古而有创新，药味平淡而有出奇制胜之妙，对许多疑难大症，颇多建树。及至先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诊者众多，依然审慎为之，不论患者地位高低，亲疏远近，同样认真诊治。常见他因一味药的取舍，或用量的增减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难重症，诊病之余，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阅文献者，亦为常事，足见其审慎求实的科学态度。
积数十年之经验，先生对温病、痨瘵、疟疾、妇科诸门，皆有精研。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据临证实践，著有《痨瘵概要》，阐明其病因病机，并归纳出清心养肺、益肺补心、养血疏肝、滋补肝肾、益阴清热、温补肾阳、健脾除湿、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气补肺等治疗法则，每法均列有临证验方、药物化裁等具体内容，并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在抗痨药未产生的当时，据此而治愈者众多，起到了积极治疗的作用。至今看来，其遣方用药，加减化裁，独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先生治疟，虽宗经旨，但加减变通之中亦有新意。例如论小柴胡汤之临床应用时云：此方治疟，最为有效……依我之治验，为如下加减法；若寒多者，加柴胡至912克，青皮912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则可照西药之服法，一剂三服，如下午五点发病者，则晨时第一服，十一时第二服，下午二、三时第三服，余依此类推。热多寒少者，重用黄芩而减柴胡；又有不头痛而腹胀者，则于方内加白术9～12克，草果6克，茯苓9克……若但热无寒之温疟，则此方不适用矣。
先生治疗结石症，创立了开郁清肺、甘缓和中、养血清热、温通止痛等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疗原则，治愈了国内外肾结石、胆结石患者多例，使免于手术而得以康复。开郁清肺法多用于肾结石，以莪术，乌药，赤芍为主药，佐以川贝、厚朴、茯苓之属，药少力宏，其清肺者，乃病在下而求治于上之谓。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以此法治愈肾结石而惧于手术治疗之患者多人，使西洋医生惊叹不已。甘缓和中法多用于胆结石，以生、炙甘草为君，佐以杭芍、蔻仁、乌药之属。此乃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意。在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即以此治愈胆结石患者多例。据病例载，患者就诊多则十余次，少则仅四次，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愈。观其用药，每方仅寥寥六、七味，然于加减变通之间，补中有泻，散中有收，行气与敛阴柔刚相济，治本与治标相兼得当，立法正而用药精，虽未用排石重剂，但阴阳和，气机通，中州斡旋之力得复，少阳升发之气得行，排石则成为必然。此乃先生治病求本，燮理阴阳之妙用。这些经验，扩展了人们的思路，为治疗结石症提供和积累了可贵的资料。
先生对药物配伍、加减用量颇为重视，指出遣方用药尤为第一要者，则只求中病，力戒庞杂。因而对方药配伍之微细差别，用量多少之作用异同，皆有精辟的见解。诸如对参附、术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异同，对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药同而量异，主治各殊之见解等，其见地之精深，足以启人智慧。对相似中药的异同，诸如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应用上的差异，缩砂仁、白蔻、草蔻，肉蔻所治之不同，芩、连、柏、大黄在应用上的微妙之处等，皆有具体、详细的阐述，不仅使后学能得其要领，也便于人们明了其具体应用，颇为后人称道。
正是在此基础上，先生编著了《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皆是他数十年经验的结晶。遗憾的是，因时间流逝，时局动荡，原稿或有缺残，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可惋惜。
虚怀若谷精益求精
先生善于取历代各家之精华，乐于学习同道之长处，从不闭门自守，自恃门户之见。而是不论派别，兼收并蓄，融各家之说于一炉，参以己见，使之更臻于完备。先生虽精研伤寒，然而对温病亦颇有见地，在其遗著中可以看到，在剖析伤寒之时，诸流派之长皆收纳其中。在论述温病时，仲景立法之意及诸家之说已融注于内。见解不同之处，还两存其说，以启后学深究其理，偶遇创新之见，则附录于后以博其识。先生立论持平，不以偏见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