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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年，是祖父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及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山东中医学院学报》有机会让我把他的事迹写出来，对我也是极大的鞭策。今天祖父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回忆祖父所走过的道路，使我激情满怀。现在我已是中医队伍中一名中年医师了。我决心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奋斗终身。同时我也希望有关部门，早日把祖父留下的大量丰富的医案经验整理出来，以供研究。
注：
1。张文襄：指张之洞．张在九零三年与张百熙、荣禄等合同订学堂章程，大学堂分科凡八，西医课程为其中之一，内容有拉丁语等．迨至民国后，仍沿用此章程。
2。褚：指褚民谊，为大汉奸，西医出身，彼时褚正在伪行政院任秘书长，故能弄权擅改条例。
忆龙友先伯
肖珙
先伯肖龙友前清拔贡，后在山东任过淄川知县和济阳知县（济阳一说枣阳，查山东并无枣阳县，系济阳县之误）。现在还有人记得他的政声，主要指的是先伯当年在办教案中，与外国神甫做斗争，颇得民心。传闻先伯在山东时曾在大明湖畔留有碑文。济阳自金朝设县治，明清皆属济南府，故留碑济南府是可能的。已故山东文史馆馆员左次修先生（我的大姐丈）戊子年（1948）诗《赠肖龙丈》中说：公登大耋我成髯，回首珍泉三十一年。司马高文宜寿世，元龙硕望鄙求田；今同良相生人万，昔为司财用士千。春雨杏林花正好，蜀山西望在云烟。诗文中回首珍泉是指济南珍珠泉。从一九四八年回推三十一年，当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左右；今同良相生人万自然是不愿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意思，昔为司财用士千是指先伯曾在财政部、农商部工作。从这首诗可以推见先伯一九一七年时尚在济南。
先伯诗词书画率皆能之，而其书法篆、隶、行、楷各体悉备。在今曲阜孔府中尚有先伯的联屏多幅。篆书对联上款为燕庭上公，下款时间为己未年在京师。是以已未（1919）年，先伯已在北京。楷书对联文为道德为师，仁义为友，礼乐是悦，诗书是敦。为癸酉年（1933年）所写。上款为达生上公。其行书体写的四联屏，末注明年份。我一九五零年在济南结婚时，先伯还亲书对联为贺，文为红鸾对舞珊瑚镜，海燕双栖玳瑁梁，下署八一老人，以时先伯虚岁为八十一。先伯与左次修姐丈常有诗文过从，在次修姐丈赠我的《甲骨文集联》中，有先伯用楷书写的诗稿，笔力苍劲，全文为：难得吾家有寿根，请从高祖溯渊源（高祖父七十二，高祖母八十三）。吾侪龄是双亲与（先父母刚六十而弃养，留寿与我弟兄，此虽数定，亦是亲恩，最可念也），此后人将百岁尊。最喜弟兄能继美，都过指使并长存《礼记》六十曰耆指使）。况闻姐妹同年老（大姐年已七十九、二姐年六十有二），南极星光照一门。第三句用《礼记》文王与武王之龄意。方骏初稿。查《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我父比二姑小两岁，时年已六十岁，写此诗时，当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
先伯与济南儒医王静斋亦有来往。王静斋先生著《养生医药浅说》，先伯曾参与校订。
关于如何学中医
先伯重视中医理论，主张医术医道并重，由术入道。在其《医范十条》中曾论及医道与医术：中国之医，有道有术。黄帝歧伯之问答，道与术并论者也……《内经》多论道之言，为气化之学所从由，故汉以前之医大都皆能由术入道，即庄子所谓技而近乎道者也。先伯还告诉我们，中医贵在活，如果离开气化阴阳，就谈不上什么活。最忌呆，他说呆板是学不好中医的。先伯对医者，意也的解释，其一是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其二是非徒恃机械之法所能行者，就是活用中医理论，而要灵活运用，就必须深刻全面加以领会。他主张以学稽古，以才御今，体现了他对古今的辩证看法，含有古为今用之意。他又说：泥于古不可言医，囿于今亦不可言医。必先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虽非困于学，竭于术者，不能至斯境也。只有诚其意，困于学，才能精其术，这与《千金方》大医精诚的要旨相合，而首先突出诚字，是很精辟的。先伯经常推荐徐灵胎《慎疾刍言》中的话：况医之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药而病情不减，或反增重，则必深自痛惩，广求必效之法而后已，则学问自能日进。
他对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很佩服，认为中医西医二者皆是科学的。他说：盖彼有彼之科学，我有我之科学，非必如彼而后可言科学也。况古之医本从科学来者乎！他既反对中西医互相攻讦，亦反对中医妄自菲薄。我三十年代开始学西医时，先伯是同意的；家兄、侄女学中医，他当然更同意，我五十年代去上海学中医，他很赞赏。而且家中用药治病，从不拘泥。如他曾治好我的慢性菌痢，至今未复发，我患白喉，经先伯治后未见好转，改用血清（抗白喉）治愈，他并无不快的表情。对新法接生、预防接种等，更表赞同，说过顺治因天花而死，康熙有庭谕告诫皇室是后必须种痘。新法接生在家中被接受，也是从实效出发，因先伯曾有个儿媳死于难产。先伯晚年更有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选举彭泽民为主任委员，傅连暲、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赵树屏为副主任委员。在西医怎样读中医书的座谈会上，龙友先伯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共同主讲。他在讲稿中说：凡治病当先以药物为主。中医所用多系生药，重在性味，与西医不同，要学中医非先读《神农本草经》不可。经之外又非读李时珍之《本草纲目》不可，以此书主义合乎科学，而收辑之药物又多……至于治病之法，中医西医治法虽不同，其愈病则一，其调合气血、补虚泻实则无异也。初学应读之书尚多，如喻嘉言《医门法律》、徐灵胎《慎疾刍言》，陈修园《医学三字经》、《伤寒论浅注》及《金匮要略浅注》之类。学者能聆会诸书之后，再读《内》《难》，以求深造。以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相继发言，工作小组会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根据上述意见，提出总结性意见：①《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内经》四书为学习中医必修之经典，②四部书应从《伤寒论》学起，或《伤寒》、《本草》同时并进，在学习有困难时，可参看《伤寒释义》、《本草问答》等比较浅显的书，③西医读中医书时，应先认真地读，学习其精神实质，不要轻易加以批判。这为以后中医学院和西学中班制订教学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医论药举遗
先伯很重视标本，诊病医案上常有法当标本兼治、仍当从本治的意见。一次我与家兄讨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以及治病必求其本二者的关系。家兄说；伯父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在诊断上知其何者为本，则何者为标，自然不言而喻；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言治法。后读《素问·至真要大论》：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此与上论不谋而合。足见先伯在经典理论上，不援引其词句，但深谐其理。
先伯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辨证施药。他说辨清病以后，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症候。正如徐灵胎所说，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有方而无药；堆砌药物，合而成方，全无方法主次，是有药无方。喻嘉言《医门法律》：约方，犹约囊也，囊满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居。业医者当约治病之方，而约之以求精也。《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得其精，焉能入神？有方无约，即无神也，故曰神与弗居。先伯处方十来味药，很少超过二十味。三伯父患胸膜炎，胸腔积液，我那时在燕京大学医学院预科学习，请问先伯当用何方，他即指出病属悬饮，当用十枣汤，如有肋痛症候，可加川芎、川楝之类。我问十枣的用意，他说，大枣大小很不相同。如山东乐陵枣小而甜，仲景河南人，河南大枣则大，十个约30一60克了。经方一般用的大枣不过3枚。此方大枣分量较重，意在固脾，妨逐水太过。
先伯治病各种剂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