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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时，他以办救案与外国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辛亥革命后，移居济南任闲职。当时祖父在大明湖畔还留下了碑文，一九六二年我去济南度寒假时曾去寻找，但未找到。
一九一四年祖父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由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
自学成医的道路
祖父为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他童年时因曾祖母多病，留心于医药，经常到族人所开设的药铺去请教，渐而在少年时期即能辨药真伪，以后在书院读经史之暇也阅览方书。在读老子及诸子学说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因而悟及岐黄之奥妙，加深了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信任及兴趣，进而认真反复地学习研究内、难各经。后因曾祖母血崩久治不愈，促使祖父更加努力学习历代诸医家名著，而略有心得。
一八九二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售之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而祖父不顾危险，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
于是，声誉雀起。这是祖父以医药服务于人民的开始。
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守，也未间断研究医学。当时所译西医书籍亦多浏览，并在公余之暇以医问世，辄见小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多聘请祖父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并因而取得医师资格。复以自感数十年浮沉宦晦，于国于民无益，更加深了从医的决心。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南迁后，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自署为医隐，号为息园，曾撰《息园医隐记》一文刻于扇骨，以述其志。
附：患园医隐记
人必无所显而后得隐。余显乎哉？余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即以名位论，不过一中大夫耳。况当叔季之世，并此亦不能得邪？四顾茫茫，行藏莫测，内人告余曰：子非深于医者邪？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倘能合彼就此，我闻医亦大夫也。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如果是，吾将与子偕隐约而终老。余曰：诺。乃卷藏退密而业大夫之业，因自署为医隐焉．是为记．时在壬子之冬（一九一二年），越十七年己巳（一九二九年）刻于扇骨。
息公努力经营中医事业
（一）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祖父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却又从不吹嘘。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则不包揽。现举一例说明之：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患病，不能饮咽，同事祖父给予诊治。检诊后，祖父断为病之根在肝。多
人苦求开方，因明知病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功，故坚不与方药。后经解剖，证实孙中山先生所患乃系肝癌。此事说明祖父诊病非常准确，并具有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当时这件事轰动了社会，祖父的医名进一步流传开来。
（二）开创了中医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祖父行医以来，理论联系实际，因此疗效甚佳。当时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之前身）之德国医师狄博尔，因闻祖父大名，经常约请祖父会诊。所会诊之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瘸、糖尿病、噎嗝病等。祖父不畏艰准，悉心予治，所会诊之病例
常单以中药而愈。在中医受歧视的旧社会，中医没有自己的医院，也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要说在外国人开设的医院服用中药。而祖父以他高超的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信任和尊重，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为中医界争了气，由此他的威望与日俱增。
（三）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祖父开业后，投医者很多，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有时还要应邀去
外地治病，终日忙碌不堪。他看病心正意诚，对待患者一视同仁，每遇穷苦病人，常不收诊费，或解囊相助。祖父工作时，聚精会神，一句闲话不说，也不许家人打扰。每遇棘手之症，投药一时未效时，他总是反复思考，茶饭不香，甚至常于夜间翻阅医书，终宵不眠，直至考虑出更为妥当的治疗方案并取效时，始感轻快。每于出诊遇重病患者，回家后常多次用电话或其他方法联系，以了解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病情的变化，从而斟酌下一步的处理。总之，他的心中总是惦念着病人，他确实做到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
（四）发展中医教育披荆斩棘祖父不仅忙于诊病，并为发展中医教育苦心经营，力主举办中医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废止中医中药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与名中医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北京国医学
院，与孔先生共任院长，亲临讲坛，以发展中医学术，造就国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费困难时，祖父倾囊维持，甚至与孔伯华先生在学院看门诊，把所收费用交给学院，以贴补经费的不足。历时十余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挽救和促进作用。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歧视中医，北京国医学院后来被迫停办。当该校停办，而焦易堂先生所主持的国医馆请设学校又不获准时，祖父义愤填膺，当即作《七律》三首，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不满。
七律
闻北平各医校因当局干涉，均已停办，感而赋此，意有所在，不计词之工拙也。
（一）
不重中医国必危，
当年保种是轩岐。
讲明生理人繁衍，
说透天元族大滋。
黄帝子孙盈宙合，
僦师徒众满中畿。
倘教知本同医国，
四万万人孰敢欺。
（黄种之人，实因黄帝讲明撮生之道，所以人种繁衍，至今偏重西医，未免数典忘祖。果使舍己芸人真有利益，何尝不可。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何中西之有哉！）
（二）
中医无文误文襄，
彼对医经不外行。
社会虽开徒聚讼，
讲堂能设自多方。
欲从新化分科目，
须请明人改学堂。
倘不同谋存国粹
有心甘让刘邦强。
（张文襄）当日手订学章，于各大学增设医科，仅有西无中。柯君逢时曾质问之，谓宜中西并重。张曰中医太深，一时难求教材，取西医者以有现成课本可援，且与军事方面有关。中医稍从缓，再设专校可也。那知一缓至今，竟为学西医者作为口实。而教育部据此只准立医社，不准设学堂，嗣后国医馆请设学校，原系补缺，已由中政会通过之条例，而卫生当局竞串通行政院秘书长，将条例改变。以褚（2）为西医界之首领也，故有此权力，不知行政机关何能擅改立法机关通过之文，而当局竟引以为据，亦可怪矣。）
（三）
医判中西徒有名，
天公都是为民生。
学人何苦交相诟，
志士终归要有成。
友国维新真得计，
吾华蔑古太无情。
一兴一废关强弱，
不敢相从要品评。
（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即以针而论，西医用药针，便则便矣，但与经穴毫无关系，如能按穴道使用，则奏效当更速也。中医用针灸，按穴道，调理气血，万病皆宜，且获奇效，不过精者少耳。国家如能提倡，不患崛起之无人，传法之不广。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吾敢断言，纯用西法，未必能保种强国，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才，十年之后，中医如不能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即时废止，决无异言。倘听其自生自灭，不之闻问，吾恐不出十年，中医绝迹矣。到中国之中医绝迹，而西医必将中法拾去研究，一旦发扬，华人又必转于西国求中法矣。吾念及此，声泪俱下，不知同道中人，作何感想也。）
解放以后，祖父仍是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他认为必须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和临床同时互有经验，否则不易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五四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当选人民代表，不仅亲临会议，并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后来国家参照他的提案，于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发展至今中医教育事业可谓朝气蓬勃、成绩卓著。想祖父在九泉之下，一定感到欣慰。
主要的学术思想
（一）临证详审四诊，最重问诊在临床上祖父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他在新刻《三指禅》
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