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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真正甘于寂寞、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学术为崇高的事业。我又想起了青年时期的费尔巴赫那句名言：“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决不会头戴皇冠地到来。你知道，经常受到世界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普通人。”
学术商品的供应与需求
？ 党国英
把学术与商品联系起来，是要招人骂的。但如果仔细研判一番学术成果的供给条件，便会发现把它看做一类特殊商品，大抵是讲得通的。
学者著书立说，大多想拿著作给人看，为的是求得声誉或换得金钱，很难找到例外情形。如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做学问虽然不是为金钱，但为在自己的交往圈里求得闻达，却是有的。一切衣食无忧的人士都可能不为金钱而做学问，但干脆不为声名而做学问却是极为罕见的。肥马轻裘的阔佬与衣不蔽体的穷人有不同的偏好，前者拿学问作为交往的手段，但在后者面前却浪得一个风雅的名声，让后者以为他们的风情雅习是天生的。其实，旧时代的学者要么想把自己的学问做给皇帝看，要么做给同好看；恐怕是因为做学问给皇帝看的风险太大，或者成本太高，才有人乐意在同好之间交流学问。也有人做学问变得穷了起来，但那绝不是初衷。在当今时代，做学问成了一种职业，一种安身立命的行当，就连声名也成了换饭吃的手段。追求做学问的乐趣还是有的，但不是首要目的。于是，学者把自己的著作当成商品，也就是平常事了。如果有人做学问既不追求安邦定国，也不是为了安身立命，而是纯粹追求一种所谓特殊的“生存状态”，一种生活的乐趣，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学问有没有人欣赏，更不去考虑把自己的著作当成商品来兜售，那么，除非天道相助，使他们衣食无忧，否则他们的学问是做不好的。这番道理有史为证：中国历史上鱼米之乡出才子。学术商品要丰产，物质商品投入要充足，这恐怕是学术商品生产的最基本的规律。
生产学术商品的人，便是学者。钱钟书曾刻意区分学者和文人，推崇前者，鄙夷后者，这好像有理，其实经不住推敲。揣摩他的意思，对做学问的人，他是把德行好的看做学者，把德行不好的叫做文人。这不对。学者的德行也就在一般人的平均水平上下，德行差的可以做出好学问，德行好的却未必一定做出好学问。不是有材料说罗素的德行也不怎么样么？学养对学者的行为的确有影响，例如，中共党史上有学者背景的人物，比起其他人物，往往更多地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无畏气魄，其原因也可能是学养深浅影响了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不完全是一个德行问题。价值观对人产生一种内在约束，而德行对人只是一种外在约束。当大众景仰一个人的价值观时，常常误以为他们在景仰这个人的德行。我说这番话，是想指出学术商品生产的另一个规律：学术商品是道德中性的。
对学术商品，在社会上有几种不同的需求。
一是大众的需求。以我的经验，大众需要一些教条式的政治判断、政治口号或其他时尚语言符号。大众并不需要真正新颖的思想，或者对新颖的思想接受起来极为缓慢；新颖的思想使他们不放心。如果有人把新颖的思想变成教条，并与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大众才会为之欢呼。大众也不需要复杂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理解起来太难。实际上，满足大众对理论的需求，往往是通过政治化的学者来实现的。
另一种是一般读书人的需求。这种人喜欢新奇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喜欢的新奇往往可能是平庸的东西。这些人往往把自己看做是有相当鉴赏能力的人，其实其中的一些人也实在是附庸风雅。但这些人对学者的著作有极大的需求能力，是最大的图书购买群体。这些人极易受媒体的操纵，而媒体也常常看这些人的眼色行事。有证据表明，那些浅薄的学者很可能赢得这种人的青睐，而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要赢得他们的欢心实在很难。原因很简单，这些聪明的人并没有时间去认真读几本书，对学问的好坏不具备判断资格。但是，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智高一等，一定要去捧新奇的东西。这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因为人人都读不懂黑格尔，所以人人都说黑格尔好，黑格尔伟大。
第三种需求是学者圈子的需求。学者的自命不凡的毛病，其实是对新东西的恐惧，是想守住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只有少数站得很高、不害怕谁超过自己的学者，或者已经被偶像化的学者，才显示出一种宽容与大度。学者的圈子里原本有一种互相吹捧的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垄断资源，求得自己的长期安全。于是，有一种表面上看来奇怪的事情，就是一大批学者聚集在一小撮并不懂学问为何物，或者已经告别学问的“学阀”或“学贩”的门下。
政府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要复杂一些。政府官员作为个人，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表现为上述三种需求中的一种；作为官员，对理论的需求程度和需求方式则取决于政府的结构。我们可以多侧面地分析这个问题，但这需要一篇大文章。这里我只想说我的一个体会。常听人们说学者们对政府发生多么大的影响，有人甚至把政府的一些错误归咎于学者的“坏点子”。这种看法实在是夸大了学者的作用，是一种外行之见。在和平时期，政府往往有自己的信息搜集和信息处理系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过滤信息，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短期看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斯蒂格里茨甚至说过，理论经济学对政府行为干脆没有影响。真正对政府行为发生影响的，是现实的压力，包括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社会紧张程度的压力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等。学者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可能在大的时间跨度里才有意义，特别是通过教育这个环节，学者们对年轻一代的知识结构发生影响，官员从这些年轻人中产生，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才间接地得以体现。
按照常理，领政府薪水的学者该为政府说话，但因为政府的运作有一个成本问题，所以学者们也有可能并不竭力去满足政府的需要。所以，他们对政府的俸禄坦然受之，同时又以批评政府为己任。从历史的经验看，政府与学者之间的这种博弈并非一定有很糟的后果；如果有好的历史条件，这种关系还能推动民族的进步。
左派！是吗？不是吗？
？ 雷池月
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回答，通过这种“反复论证”之后，从逻辑上说，问题的答案会更接近真理（真相）。但事实上却未必如此，有时往往像风靡一时的大学生辩论会上的交锋一样，离结论越来越远。汉武帝刘彻悼念李夫人的名句“是邪？非邪？……偏何姗姗其来迟！”属于纯粹的抒情，并不要求答案（当然也得不出答案，不过中了齐少翁的骗术而已）；而在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这段脍炙人口的台词，就成为极具思辨色彩的问题了。然而如果有人真要去论证，那也是绝对没有结论的。
虽然这种提问方式并无补于求得真相，但人们都还是习惯地想依靠它来解除别人或自己认识上的困境。作为常人，岂能免俗？于是便有了本文这样一个标题。
话说大约四五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议论苏俄历史得失的文章，一位当记者的熟人看过之后说：“最好寄到《XXX追求》去。”他说话时表情平静，看不出任何褒贬的意思，而我偏偏又孤陋寡闻之至，根本不知道《XXX追求》是何方神圣！过了许久，才明白那是某些文化人所戏称的“左派据点”。当时我想，他如果不是开玩笑就一定是误解了我文章的意思，小事而已，一笑置之。过了两年，又渐渐地风闻有人议论我是“新左派”。直到最近，终于亲耳听到一位先生在电话中对别人说：“雷池月啊……这人好像很左！”——顺便声明一句，我并非有意偷听，而是适逢其会——总之，看来我是真正被某些人定性为“左派”了。事已如此，不得不采取“是吗？不是吗？”的形式反躬自问，并把心得昭告于所有关心我的人。
先问“是吗”？答曰“不是”——按惯例得先进行无罪推定。根据是什么？想了很多条，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从十八岁被划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