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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更是“毛边书”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说：“《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改。”鲁迅深得书趣三味，翻梓旧笺，搜集木刻，提倡毛边装，无不身体力行。被誉为新文学“罕见书”的《域外小说集》初版即是毛边装，“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实为新文学毛边装书之发轫。自此，新文学书籍采用毛边装渐成风尚，如郭沫若的《橄榄》、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许钦文的《故乡》、周作人的《苦雨斋小丛书》、郁达夫《达夫全集》、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均着毛边装，遗落到今都成为“新善本”，极为珍贵。
“毛边书”一般是三面不切，有时为了读者方便只切开一面，这样做既保持毛边装的特殊风格，又兼顾了读者方便。同为新文学书籍收藏家的姜德明在其《告别“毛边党”》一文中谈到了毛边装书给一些老年读者带来不便，所以他的《北京乎》和《余时书话》只留了一小部分毛边本赠予同好，以后他的新著就再不见毛装了。
“毛边书”其实也是舶来品，早年见于国外出版的页数不多的文艺书籍，当时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可以节省一道切书的工序，有利于书籍迅速出版，后来演变为藏书家的书斋情趣，也为书籍装帧增色不少。
新文学书籍装帧不但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书籍装帧艺术，同时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书雕版印制的书艺，形成了新文学书刊的独特风格，充满了诱人的艺术魅力。在这方面又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的先锋作用。鲁迅不仅亲自实践，大约亲手设计百十余种书刊封面，而且还团结和扶植了一批青年艺术家为新文艺书籍装帧打开新局面服务，其中陶元庆、司徒乔、王青士、钱君陶、孙福熙即为杰出人才。分别由陶元庆、司徒乔、钱君稥、孙福熙设计封面的《苦闷的象征》、《卷施》、《尘影》和《野草》均为一时之选，更是书林中的珍本。
今天，新文学绝版书锥处囊中，历经沧桑，其价值终被人们所认同。回首新文学充满艰辛与磨难、搏击与奋斗的历程，在收藏书籍的同时又何尝不是收藏了一段凝重的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