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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过于重视列强的态度，并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苏俄政府不愿履行在两次对华宣言中作出的承诺。双方分歧很大。俄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指示越飞：“从1919～1920年的总宣言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越飞尽管对这个指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从宣言立场上后退“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但在同北京政府的交涉中，他只能按苏俄党和政府的方针进行。这样，越飞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使命自难取得进展。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是北京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民族主义政府，从而使苏俄对华目标比较容易实现。
作为苏俄政府驻北京的代表，越飞积极贯彻苏俄政府的外交意图。要保证苏俄在远东的国家利益，首先必须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对苏俄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苏俄便决定利用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建立某种联盟，进而形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
由于吴佩孚在当时的军阀中颇有“开明”的声誉，又早与苏俄有接触并表示“亲俄”，且以反对俄国在远东的宿敌日本著称；在苏俄极为重视的蒙古问题上，吴同意苏俄暂不撤军。因此，在苏俄方面看来，以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结合，建立一个“亲俄”的民族主义政府是可取的。
1922年4月底至5月上旬爆发的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而告终，北京政权遂完全落入直系军阀之手。越飞抵华后，改变了裴克斯的做法，一方面同北京政府谈判，另方面积极物色实力派人物，同他们建立联系，期望这些人掌握中央政权后，能同他们谈判中俄问题，解决中俄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打开对华关系的新局面，越飞采取的策略是极力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合作。越飞认为，孙中山是具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家，是中国的思想领袖；而吴佩孚是军事领袖，有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本着这样的意图，越飞来华后很快致书孙中山。双方通过信函和使者往来，揭开了会谈的序幕。
（二）
越飞在中国期间，虽然同北京政府的谈判进展迟缓，但与孙中山的秘密谈判却进展迅速。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 8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5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1。我不清楚，张作霖及其一派是否也是民族解放派，但比其他派更反动一些，或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还不清楚，从社会阶级角度说，张作霖依靠谁，在北京有哪些人支持他。
2。我不清楚，为什么您不久前同张作霖达成反对吴佩孚的协议？这仅仅是想支持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来消灭另一个敌人，使您只剩下一个敌人，便于以后消灭它，还是您真的认为张作霖的政策对中国有好处？与此相联系，我想知道您建议我对张作霖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针？
3。我不清楚您同陈炯明的意见分歧。要知道，仅仅不同意应由北京还是由广州来实现全国统一这一点，还不足以导致流血战争。
4。我不清楚，如果说在目前的中国议会中国民党和整个南方在起很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您不承认这个议会？
5。我不清楚，如果说您现在同吴佩孚达成协议，而您和国民党的影响因此而会更大，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在奉行一种既丝毫不符合国民党的纲领，也丝毫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的政策呢？
为了表示自己对孙中山的好感和信任，他在信中告诉孙中山：
我们现在不得不同日本谈判，因为我们自然非常想把日本人赶出我国领土。我的政府责成我进行谈判，我有意拖延为的是能先来中国建立联系。〔5〕
至于外蒙古问题，越飞指责中国政府听信了帝国主义的宣传，以为苏俄对外蒙古有侵略企图。他告诉孙中山，如果在这种混乱形势下苏俄从外蒙古撤兵，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在那里稳扎下去，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的。越飞就此征询了孙中山的看法，并且希望孙中山利用自己在中国的声望促使中苏会谈早日开始。他在信中对孙中山表示：“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但是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在蒙古问题上，他除了希望吴佩孚支持外，同样在寻求孙中山的支持。
越飞给孙中山的这封信是由一名信使带到上海转交给在8月12日到达上海的马林。 8月24日，马林带着这封信来到孙宅。孙中山认真地看了来信，很快在8月27日回信，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做了回答，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一）孙中山在回信中指出：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基础，它软弱无力”，说它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不过分”。孙中山希望在他改组北京政府之前再等一等，待他不久之后建立自己的政府后再谈判中苏关系问题。
（二）孙中山表示同意越飞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
（三）越飞在来信中用了很大篇幅谈张作霖的问题，孙中山也就在回信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回答，并明确表示“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表人”。他向越飞介绍了自己在桂林时开始同张作霖联络，而且张答应在必要时与孙合作。至于张是否真诚合作，孙在回信中很明确地表示：“我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无权怀疑他没有诚意。”日后如果他食言，那时再来对付他。至于对张作霖应持何种态度，孙中山建议苏俄“别把他推向日本”，而要使他能多“受我的影响”，不要“对他再采取敌视的态度”，否则“可能会迫使他去寻求日本的外交支持”。
（四）对于越飞关于孙吴是否有可能携手的问题，孙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告诉越飞，“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他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准备同接受他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他在信中巧妙地写道：“这也说明与吴佩孚有关的事件，现在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五）孙中山告诉越飞，他已经命令国民党的国会议员们都到北京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承认黎元洪政权，只不过是为了对抗黎元洪反对召开国会的企图。
（六）关于越飞同日本的谈判，孙中山希望苏俄不要在谈判中牺牲中国的利益，“希望苏维埃俄国阻止日本加强它在北满的地位”。
孙中山的回信表明，他对越飞的来华抱有期望，他对来信中的基本问题所持的立场丝毫不使越飞为难。难怪越飞在接到孙中山的信后喜出望外，他很快于8月30日给加拉罕发去电报。在电报中，他高兴地告诉加拉罕：“孙上了这个圈套，回答了所有棘手的问题。”
但越飞这时并不准备接受孙中山在信中提出的不要同北京政府打交道的建议，他在9月15日由苏俄驻华武官格克尔送交的复孙中山的信中坦率地说：“我作为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正式代表，不能不同中国官方政府打交道。”他殷切地希望孙中山能“同吴佩孚合作并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他认为这样的政府不仅可能与张作霖取得和解，使中国尽快实现统一，而且还将得到俄国政府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
9月18日，越飞给在上海的马林写信，请他说服孙中山与吴佩孚一起组建政府。越飞表示：“这样 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他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府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重要方面。”
同一天，越飞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惟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信中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