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戟指怒诘、愤懑难抑的曼殊只得在佛门和尘世间进退往返，但又顽固地扼守着道德的自信，从取挹不绝的苦痛中寻求心灵的安慰和寄托。这也是他一生不断地披剃为僧，而又不断地在现实火热的政治斗争中勇猛奋迅充当斗士的根由。
可是，仅有“落叶哀蝉”般的畸零身世还不足以锻造出一个大师级的苏曼殊，他还必须领受更多的人生磨砺和戕伐。
曼殊一踏入社会，科举制度随着宗法社会的坍塌而崩溃，仕途宦路于他已疏离无望，面临着对“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士大夫寄生生活的最后抉别。在由圣人走向世俗化的行程中，穷困始终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忧叹。曼殊渴望从这种“平凡”中擢拔出来，因此他早年往往浪迹天际，以卖文和课读的俭觫薪修来勉强糊口。尽管如此，依然囊中窘迫而不得不皌颜向友人告贷，常常为东渡扶桑探母缺乏川资而发愁，“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被终日卧”，有时甚至达到敲下金牙换食且无以为计而“沿门托钵”的境地。被挤出雅人队伍的苏曼殊，由此又滋长了自惭自怜的畸形心态。加之一生数病缠身，终日以“药垆为伍”，更使他“一任天命”而故意放纵自己，在揪心的孤寂中自溺自戕自伤自悼，所以他的作品常常会涌动着一种莫名的自虐倾向和悲观厌世情绪，使饱受尘世纷扰的读者不自觉地成了他的俘虏。
渴望超越平凡，派生出曼殊大师纤敏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自我拯救心理。揆诸史乘，清末一系列重要革命组织他差不多都列籍其间，或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表现得十分活跃，有时甚至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这是那些各怀心事，患得患失，或“借革命以营私”的人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作为斗士的苏曼殊往往又漂泊无定、形迹迷离，让人不可理解和难以依恃。他的孤傲气质使他无法接受规纪的约束，更喜欢以一个行僧的身份过着闲云野鹤、啸傲诗酒的生活。这也是那个时代文人的通病，仓促地向古代告别，对新世纪的向往初始不免倾情万斛，但及至革命的流产又转而万念俱灰，无法去勇敢地拥抱自己的痛苦和失败了。
但是心灵的孤寂并不等于没有现实世界的朋友，对曼殊这样一位“奢豪好客，肝胆照人”的文人来说，更是有无数的心仪和仰慕者。用苏曼殊研究专家柳无忌先生的话说：如果把曼殊的友人一个一个名字排在我们的脑筋里，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然而，也就是这张“缩影图”，却给曼殊大师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烦闷和苦恼——战友遭戮，友人变节，导师附逆，同学卖国……样样都是揪心的致命打击。
“丈夫自有冲天气，不向他人行处行。”孤独的曼殊注定做不了一个餐霞服石的隐士，也无法成为一个义无反顾爝火奔驰的豪杰。他注定只能是一个极力想维系自身心灵平衡和保有健全文化人格的“诗僧”，以不僧不俗不侠不儒来宣泄理想幻灭的悲戚和对历史出路的迷惘。可是，一个原本就丢失了国籍母亲故乡而又贫病交疾的“弱的天才”，又怎能再超拔于丧师失友的苦痛泥沼？无所适从的折磨和自我拯救的愁绝成了交织于他生命最后几年的主题，导致了他“以求速死”的自伤自戕的悲剧结局。故此，他在他的《惨世界》里创造了一个救世主式的明男德，然后他又不得不匆匆地将一事无成的明男德杀死。
民国初年皈依佛门而不事尘凡的苏曼殊是最容易遭人讥评诟病的人物，从不避锋镝、浩志填膺的斗士而坠入恃弄诗文佛理的僧人，这种巨大的人生落差确乎不太为人所理解。其实只要我们抛开传统剖析思路的偏见，会惊奇地接近一个更值得尊敬和更真实可信的曼殊大师：那就是一个文化人的苏曼殊对自己心灵和文化人格的顽强守护。在滴血的屠刀下护住一颗灵魂，在滚滚浊流中保持一份冰洁，在世俗利禄前横置一段距离，不惜用“以求速死”的坚韧来锢守心灵和人格的最后一道防线，展示了一个健全文化人格的维系是何等的凄苦和悲壮。正是这种不吝以生命的代价对心灵和人格的守护，使曼师大师的艺术生命得到一如既往的延续，留给世人一缕响彻尘寰的绝响。如果我们以同样的目光去审视历史，我们也就更能理解声誉日隆的李叔同于虎跑寺披剃受戒的坦然，也更能理解学殖日丰的王国维黑发长飘自溺于昆明湖的决然，当然在这些健全文化人格的群像里，也有马一浮、陈寅恪、朱自清，甚至辜鸿铭和晚年的陈独秀等一大批孤独的名人。不求世俗荣华而放任心灵圣火在寂寥长空中烛照，让深邃思想和人格品性在幽暗的孤寂中得到升华和锤冶，几乎成了近代有成就的文化名人一种独特的生命现象。
检讨自身，我们过去总是喜欢用和平环境中颐养的心态去无端地苛责和鄙薄处于兵燹战伐中的前人。看不惯和尚曼殊的孤傲疏狂，曲解弘一法师别妇弃子遁迹空门的初衷，死死揪住学者王国维投湖时拖着的长辫，漠视他们用生命的代价护住的心灵和人格，却又偷偷地吮吸和抄袭他们的成果。倘若对这种批判逻辑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恐怕还会得出许多令人惊悸的可怕结论：即为了迎合时宰而放弃人格灵魂以换得短暂的显赫，或用泡沫式的思想去诠释权威，或附着于权力而沦落为捉弄同行的时流文阀。
按照这种自诩正统的逻辑，曼殊大师当然不应该寄迹空门，那么，他是应该去附逆于炙手可热的袁世凯？还是应播弄于四分五裂的南方“柿（自）柚（由）党”？抑或应委身于正觊觎东北的日本人吧！因为曼殊的骨子里本来就流淌着日本人的血。值得庆幸的是，曼殊大师终究幸免了这一混账逻辑设计的可怕归宿，他选择了自戕自溺这一守护心灵人格的最惨烈、最悲壮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之炬熄灭于三十五岁这样一个心灵已经觉醒而热血绝未凝固的大好年华。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挚友李叔同正哼吟着“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千古绝唱走进了虎跑寺，完成了由文界奇才向律宗高僧靠拢的蜕变历程，日后出落为以“念佛不忘报国，报国不忘念佛”而名闻天下的高僧弘一。
既然弱者在现实中得不到解救自己的奇迹，用佛法驱除心灵中的敌人也就等于打败了敌人。事实上心中的敌人比现实中的敌人更可怕也更不容易战胜。孤独也是一种解脱，是卸除心灵重负和消释僵化观念的一种手段，让人更贴近本真的生命和自由的灵魂。真正的孤独是精神上对俗世的回避，是醒悟后才情对现实的遁逸。
被野心家和官僚政客扰乱了的世界，却硬要一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去充当炮灰，这是不公平的；一个近代中国孕育了无数自命不凡的政治天才，剩下几个通过戕伐自己而护住了心灵和人格的文化大师，却横遭后人的贬损非议，也是让人可叹可悲的。值得深思的是：文化大师身后屡遭冷遇贬斥，而满身封建污垢的农民起义者却备受推崇呵护，这种现象也并非鲜见，甚至可以追溯为一种渊远的历史传承。而就今人而言，我们毕竟经历了一个毁灭一切文化的疯狂年代。
真应该感谢他们，感谢这些大师哲人用精神耗损和生命牺牲的自焚方式使我们民族的文明得以赓续和播衍，历经劫难而生命犹存，几番濯磨而更显光华。
眼下寂静的曼殊故宅之外的沥溪村也十分热闹，人们正借重曼殊大师之名“搭台”，欲演“经贸唱戏”的哄闹，不清楚他们是否了解，曼殊大师于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天才奇才。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近代中国，卑劣的人格会得到恶性的张扬，而优异的品性则往往会磨砺得更具异凛和光辉。曼殊作诗始于二十岁，当时写字也缺笔少画，但经陈独秀和章士钊稍加点拨，四年后他的作品就“出语珠妙”、“浑然天成”，令“畏友”陈独秀疑为“一个绝顶聪明”的“真是所谓的‘天才’”。他的小说创作，以1903年译著《惨世界》和1911年创作《断鸿零雁记》为例，其间相距七八个年头，前者“乱涂乱造”，“殊不成文”，后者却精美无匹，达到民初中篇小说的巅峰。他的绘画更是无师自通，作品却完全可以视为近代画廊中的珍品。在早年的文化人中，苏曼殊的名号几乎无人不晓，以至后来光复会重建，人们郑重的追认他为“文化大师”而与“思想大师”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