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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把雨果放在文学范围里，即使是在广大无垠的文学空间里，如果只把他评判为文学事业的伟大成功者，评判为精通各种文学技艺的超级大师，那还是很不够的，那势必会大大贬低他。雨果走出了文学。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斗士，像他这种作家兼斗士的伟大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他是法国文学中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惟一的人，实际上是紧随着法兰西民族在十九世纪的前进步伐。他是四五十年代民主共和左派的领袖人物，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长期反拿破仑第三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更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成为了穷人、弱者、妇女、儿童、悲惨受难者的维护者，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这种博爱，用法国一个著名作家的话来说：“像从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的慈悲”。
从他生前到二十世纪，雨果经历了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但这样一个文学存在的内容实在太丰富坚实了，分量实在太庞大厚重了，任何曾强劲一时的思潮与流派均未能动摇雨果屹然不动的地位，一个多世纪漫长的时间也未能削弱雨果的辉煌，磨损雨果的光泽，雨果至今仍是历史长河中一块有千千万万人不断造访的胜地。
从林琴南以来，中国人结识雨果已经有了一百多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等等经典名著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中国人是从祥子、春桃、月牙儿、三毛等等这些同胞的经历，来理解与同情《悲惨世界》中那些人物的，因而对雨果也备感亲切。当然，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状况：民族灾难、战祸、贫困，都大大妨碍了中国人对雨果的译介、出版、研究、感应的规模与深度；雨果那种应该被视为人类精神瑰宝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曾在“横扫”、“清污”之中遇到过麻烦。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时至今日，在中国，对雨果进行系统的、文化积累式的译介已经蔚然成风，大厅里所展示的图片，就说明了近些年中国文化学术界、出版界在这个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我们这个一改过去简单形式的纪念活动，也凝聚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雨果不可抑止的热情，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见解的文明化程度。
人文文化的领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取代的领域（莎士比亚并不取代但丁），而是一个积累的领域。文学纪念总蕴含着人文价值的再现与再用。我们对雨果的纪念不仅仅是缅怀，也是一种向往与召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需卞福汝主教这样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格力量的教化者，需要马德兰市长这样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广施仁义的为政者，需要《九三年》中那种对社会革命进程与人文精神结合的严肃深沉的思考，需要《笑面人》中面对特权与腐败的勇敢精神与慷慨激昂。
我们今天的社会进程与发展阶段还需要雨果，需要他的人道精神与人文激情，因为雨果的《悲惨世界》所针对的他那个时代的问题，如穷困、腐败、堕落、黑暗，至今并未在世界上完全消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
见识短浅，有辱雨果华诞。
感谢大家的倾听！
二○○二年一月五日
喀拉拉邦和底层的宪法权利
？ 冯克利
首先我得说明，我是没有资格谈论喀拉拉邦的。若不是在《天涯》（2001年第4期）和《读书》（2000年第8期）杂志上连续读到一组关于它的文章，我连“喀拉拉邦”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假如前几天有人说，那个地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应给予关切，那我一定会觉得不知所以然。因此这里得事先声明，下面的文字不是关于喀拉拉邦的，而是关于那一组文章中讲的喀拉拉邦的；所发的议论，大体上也仅以它们所提供的信息作为基础。
喀拉拉邦：一个另类的想像空间？
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据杂志的编者说，“在后冷战和全球化的图景中”，这个地方正在“以其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在尝试着还权于民、挣脱贫困与苦难的实践……它标识着‘另一种可能’，也就是所谓的‘另类’”。于是最近这个地方“闹哄哄地，来自亚洲多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兴奋地、艰难地试图在多重语言障碍之中沟通，中、泰、日、韩、越、菲、斯、马等国语言互译，知识分子的理论交谈中，全球化、同一化、文化差异、另类实践等词汇反复出现。”在这个兴奋的人群中，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数位学者，他们在去年年初也到那里做了一番考察。《天涯》和《读书》上登出的这组文章，便是他们从喀拉拉邦返回后写的两篇介绍性文字，和两次座谈会的记录。
四篇文章所提供的信息相当有限，不容我们做出完整的判断。但从中大致可以了解到，喀拉拉邦确实有它的特殊之处。它是印度一个有3；000万人口的地区，农民占到8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接近半数，而且全邦没有一座大型城市。但是据一位学者的描述，它的“图书馆超过5000家，出版3000多份报纸杂志，每个乡都有自己的乡报，派发到每户”；那儿“净是农村妇女的灿烂笑容，使人不会意识到她们身处的艰困。……”；“在喀拉拉邦，没有人不读报，没有人不谈政治，没有人不唱歌”。
说到这些动人景象的起因，则是与六十年代以后一批印度知识分子在乡村开展的一场“民众科学运动”有很大关系。它最初的目标是致力于通过宣传科学知识，消除性别和经济差距，改善基层民众的物质生活和自治能力。经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多年耕耘后，以印共为主的左派联盟在1996年以运动的基本思想作为政纲，在地方选举中获胜，使这场运动变得更加制度化，形成了一种很有成效的基层民主形式。它的基本内容，一是在农村建立“不超过一千人的地方自治组织”，以加强农民参政和经济自决的能力；二是把全邦财政预算的一半作为“计划发展基金”，交给这些基层组织决定其用途。运动的组织者为此还动员了十几万技术人员和义务工作者参与民众计划，致力科技生产、扫盲，和提高妇女地位。因此几年来这个邦的GDP增长一直列各邦之首。不过据一位学者的介绍，民众科学运动做得较好的地方也只有三分之一，其他大多数地区只能算是一般或较差。并且即使在较好的地方“也看到了不少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并没有给我们作具体的说明。
不过，从这些介绍中可以知道，喀拉拉邦的实践确实包含着一些令人向往的价值，如经济平等、直接民主和反消费主义等等。因此不少学者在座谈会上表示，喀拉拉邦的实践，可以看做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民主观念的挑战，它给我们打开了“另一个想像的空间”。
不难理解，这“另一个想像空间”的参照面，是来自同我们的处境有关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在落后地区往往行不通的那种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其二则是在我们中国现实生活中正发生的一些事情：随着城市进入市场化过程而变得优势重新凸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处于改革主流的农村，在过去几年里被再次边缘化，逐渐酿成了今天日益窘迫的所谓“三农问题”。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喀拉拉邦的经验，它对我们似乎有着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如果从更深的历史层面上说，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平等”这个价值往往只是一块意识形态招牌；尤其是在非西方的社会背景下，它经常是以新的不平等代替基层原有的、虽不平等但尚算稳定的社会纽带。但是如果采行西方的工业化模式，便意味着陷在传统社会的身份和等级制度中停滞不前。而喀拉拉邦暗示着在这两难之外可以存在另一种选择：它不但在非常贫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