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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程对重大的社会事件不感兴趣，一双眼始终盯住村庄中的细节不放。当他的笔墨偶尔牵涉较大的事件时，他也是作了“细节化”的处理，转移我们的视线和关注事物的焦点，让我们的目光从大处回落到小处。比如村里选村长，他不写别的，却大写狗的反应：“那几个想当村长的，一人拉一把子人，整夜整夜拉选票，挨家挨户敲门，闹得狗彻夜吠叫，许多狗捱不到村长选出来，就早早挣死了。剩下的狗叫到最后也没声了，嗓子叫坏了。狗一叫坏嗓子，不几天就急死了。”
在他笔下，时间也是由村庄中细小的事物来刻度的，你无法从他的文字获得那种由外部重大社会事件来刻度的时间，诸如1949、1966、1978等。他要让细小的事物给原本空洞的时间注入内涵，他从细小事物的变化和衰朽中领悟时间。“锨刃磨钝，镰刀变成一弯废铁，墙倒塌水井枯竭，木门和家具被虫蛀朽，虫老死，牲口剩下出气的力气。”一条麻绳历经一代又一代人的使用，由粗磨细，“麻绳扔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人最后也把麻绳给扔了。”有一条路被走坏了，废弃了。有一棵树由小长粗了。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描述着这一切，向我们传递属于村庄内部的时间意识。他说：“一个村庄的一百年，无非是草木枯荣一百次，地翻耕一百次，庄稼收获一百次。”
聚焦细节的同时，放大了细节。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张小嘴就占满了整个画面。在科技影片里，甚至人体的一个毛孔就占满了整个画面。特写镜头的作用，就是放大事物的局部和细节，扩展和延伸事物存在的空间。刘亮程用了类似的手法。他放大了村庄一个又一个的“毛孔”，而后隆重邀请我们走进这些“毛孔”。这里的一个人，一只虫，一个木桩以及其他事物仿佛比别处大了几十倍、几百倍：
木桩上绑一根麻绳，细细的，顺着绳摸去，是一颗牛头，牛一动不动，鼻孔里的气沉缓又均匀。顺着绳摸回来，摸到木桩上的树疙瘩，脚踩上去往上摸，有一个斜杈，滑溜溜的，杈的根部一道斜斧印，已经磨蹭得不刺手——这是韩云家的拴牛桩。
有人从屋里端出一盏灯，一只手遮住灯罩，半个院子里晃动着那只手的黑影。
我侧过身，清晰地看见枕在炕沿上的一排人头。有的侧着，有的仰着，全都睡着了。我突然孤独害怕起来，我觉得不认识他们。
村庄是小的，村庄中的人、事和物更小，但是当一个又一个的细节被聚焦，被定格，被放大，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无比丰富、无比阔大的世界。
想像的真实和诗性的话语
刘亮程曾在那个村庄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身上留有与他一同生活过的“许多事物的珍贵印迹”，“我成了记载村庄历史的活载体，随便触到哪儿，都有一段活生生的故事”。村庄的一草一木，一虫一畜，一事一物早已渗入他的皮肤、骨血和心灵。
然而，我们现在读到的文字，绝不是一个锁闭在村庄中的人有关他个人以及村庄中其他人和物的刻板记录和生硬报告。这些文字内在地包含了三种距离。一是空间的距离，他是从城市遥望那个村庄。二是时间的距离，他是从现在回望过去。三是想象与现实的距离，散文里的村庄与实际的村庄是两码事，它已经过了想象的变异和变形。
简单记录外部世界的物象、景象和事象，不能成为艺术。这样的事也无须由作家来完成，只要一部傻瓜相机，就可以做得更好，最多外加一部摄像机。艺术的创造，需要的是自由的想象。哲人爱默生说，生活的真实包括想象的真实。想象拓展了狭窄的生活，想象给生活注入了新的内涵，想象展现了事物不同的可能性，想象开启了另一个不同的视域。
一只蚊子吸了一肚子血，血太重了，蚊子的翅膀驮不动，蚊子摔在地上，死了。一头牛吃了春天的绿草，又去河边饮了水。春草枝枝叶叶蓄满了长势，尽管吃到了肚子里，在水的滋润下又长了一截子，牛便撑死了。一个梦游的人走到另一个村庄，被狗咬醒。是不是生活的巧事，都让刘亮程遇上了呢？显然不是，问题的答案只有在他的想象中去寻找。
“在西边的一个墙角上，我的尿水年复一年已经渗透地壳深处，那里的一块岩石已被我含碱的尿水腐蚀得变了颜色。看看，我的生命上抵高天，下达深地。”刘亮程不可能用肉眼看到地壳的深处，他是用想象的目光去看。
在野外，一只狼朝他瞪着蓝幽幽的眼睛，突然又跑开了。一个偷苞谷的贼，一条腿断在地上，用另一条腿追他，他惊惶失措。这些童年少年的往事未必真的发生过，大抵不过是心灵深处恐惧意识的产物。他说：“或许许多事情都没有发生，但被我经历了。”“随着岁月日长，我越来越分不清哪些生活情景是现实，哪些是梦幻。”
当作家以强大的想像力穿透外部事物，化物为“我”，寻常的东西就会产生不寻常的意味。刮风时院门一开一合，“我站在门外，等风把门刮开”，“我一进去，风又很快把门关住了”。一块经世多年的木头和经世多年的一个人“经年的相依中一些木质已进入掌纹和身体，人的气息和心境也渐渐磨进木头”。一棵树被砍倒了，但刘亮程说大树的影子还保存在天空中，“整个天空满满当当地浮现出一棵树，天空在用我们不清楚的方式念记天空下消失的每一样事物。”“我们家榆树上的一片叶子和李家杨树上的一片叶子，在空中遇到一起，脸贴脸，背靠背，像一对恋人和兄弟，在风中欢舞着朝远处飞走了。”树叶似乎也通人情，通人性。
在想像中，人和物的界线模糊了，想像在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之间构筑了一条通道。许多动物在地下挖洞生存，小虫子会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我们家是这块地下最大的虫子”，“我们的说话声、哭喊声以及别的声音”改变了虫子挖洞的方向。“我和驴子是一条绳子两头的动物，说不清是谁牵着谁走。”在村庄，“鸟在天上乱叫，人在地上胡说。”刘亮程常常以人来观物，写一根木头：“木头张开许多口子，离近了能听见木头开口的声音。木头开一次口，说一次话。等到全身开满了口子，木头就基本没话可说了。”写一阵风：“荒野中的草棚麦垛绊住了风的腿，扯住了风的衣裳，缠住了风的头发，让她追不上前面的风。她撕扯，哭喊。喊得满天满地都是风声。”写狗：“狗却不会像人，年轻时咬出点名气，老了便可坐享其成。”他也以物来观人：人的一生像一株庄稼，熟透了也就死了，另有一个收获者“在时间深处的无边金黄中，农夫一样，挥舞着镰刀”。
刘亮程写的那些事物本身一点不新鲜，风啊树啊虫啊畜啊，不外乎这一些，都是我们日常习见。但是，经由他的文字，我们却获得了全新的感觉和全新的认识，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意识被搅动，被唤起，被激活了。我们就像熟睡的婴儿，忽然张开了惺忪的睡眼，打量着呈现在眼前的一个新奇的、陌生的世界。
他的语言，很有个性，很有特色，并不像有些人士说的那样朴素，在貌似朴素的背后其实是万分的考究，表面覆盖着一层灰土，底下却有着银子的成色和质地。他骨子里是个诗人，有一颗诗心，有一双诗眼，感受着，张望着，而后写着，写着，熟坠了一地的诗行。刘亮程散文中诗性话语的密集和丰富，在别的作家那里很少见到。他说：“诗永远是文学最高贵的尺度。”他就是揣着这样的尺度苦心经营着他的文字。
刘亮程笔下的自然物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经过了作者情感的点染和思想的浸润，转换成了内涵丰富的意象。我们且以他常写到的“风”为例。风有时象征着生命的变幻不定，“我们不知道刮过一个人的这场风什么时候停，不知道风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已经刮歪了几棵树，吹倒了几堵墙”。他借“风”来表达生命来去无踪，生命的每一刻都与前一刻不一样，表面平静，内面却在呼啸着，变化着，直至衰朽，死亡。风有时象征着社会变革的力量，“那个夜晚可能起风了，也可能村庄自己走动了。屋顶上呼呼响起来，是天空的声音，整个天空像一块旧布被撕扯着。”“我不知道村庄正朝哪个方向移动，是回到昨天呢，还是走向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