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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抗洪救灾暂停讨论”，就是说“地市领导换届，忙不过来”，一直拖到又过了一年，我五十八岁了，才正式被告知：“年龄过线，按中央规定，一概免议。”为我抱不平的人当然也有，他们从出席部务会议的人那里打听到了真正的原因是“历史政治问题，不能再予提拔”。我在八十年代入的党，当时也曾受过流言的奚落，大意是“遭过这么大的罪，居然还……”不过自己倒还坦然，一则确实不违背自己的信仰，二则也是工作需要（我担任过秘书处长，必须接触机要）。现在面对“还在另册”的打击，不免有了祥林嫂从庙里回来仍不许触摸祭器的感觉，但稍感悲愤之后，也就释然。我又一次明白了左派或者右派这类招牌本身并无多少意思，在某些人眼中，你始终就是一个异己分子，叫右派或左派都不重要，再捐几根门槛也是没有用的。
行文至此，我觉得回答“是吗？”这个问题可以不必要再行论证了。鉴于左派、右派体现的只是一种社会价值而并非政治观点的差别，所以我从来没有当左派的资格和荣幸，也没有当左派的欲望和追求。我所有的不过是苏东坡所谓的“一肚皮不合时宜”。
说到“不合时宜”，正好就此转入标题中设定的第二问：“不是吗？”近年来，自己仍然不合时宜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所谓自由主义精英们的不快，所以才招致了“很左”的非议，看来我是有必要正面回答一下“不是吗”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说明，现在必须让“左”或右这两个范畴回到它本来的意义上去，也就是说，它们应该表示一种思想观念的倾向，而不再是荣辱得失的标记。如果大家能达成这一点共识，那么，许许多多的人虽然不会抢着当左派，但至少也不会对“左派”二字视同爱滋、麻风一般掩鼻而过了。
我为什么被某些人认为左，这当然是源于他们对我文章里部分观点的理解。我回顾了自己为数甚少的公开发表的文字（除去两部与左或右无关的历史小说，涉及文化立场的所谓学术随笔充其量不过二十万字），感到确实有一根思想主线（未必是红线）贯穿其间，那就是对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尊重，理解他们的过去，看好他们的未来。而对于他们对面的强者和精英，有时略有规劝：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报应的轮回是极普通的历史现象，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其实，上述这些，不过是几百年来人道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据以指称“左派”云云，无疑是溢美之辞。
我一生备受磨难，对于人压迫人的现象难免十分憎恶，故而虽然不是格瓦拉的信徒，但却欣赏他的一句话：“如果面对不公正的事情，不愤怒，不激动，那人当然不是我的同志。”然而我生性平和，并非像他一样的极端。比如说，“社会转型过程精英转换的连续性”（何清涟先生的话）这种现象，我无疑是十分反感的，但是我却强迫自己默认历史给予精英们的这种特殊机遇。因为我想到，如果当年英国的土地贵族不是明智地适时地把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源投向市场，从而转变为下一个社会阶段的中坚阶级，那么，发生在法国的那近百年（1789～1871）封建贵族与布尔乔亚间的反复拼杀在英国也势所难免，社会进步所要付出的代价就会巨大得多。
但是，承认这种精英转换的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认同他们对社会的肆无忌惮的掠夺。拉丁美洲的贵族不具有英国领主们那样古老的门阀，照理说在实现社会转型过程中会表现得更为灵活更为成功。但事实却正相反，他们丢失了机会，使拉丁美洲至今徘徊在发达世界的门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封建势力的贪婪残忍导致了紧张尖锐的阶级关系和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而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情况就更值得警惕，因为精英们在“连续性”的转换中，只能依靠权力市场化这单一的手段，而不可能像贵族们一样实际投入属于自己的人力、物力资源。纯粹的权力市场化，风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只有毫无责任感甚至心怀恶意的人才会进行这种怂恿和尝试，把它说成“成本小、速度快”的改革捷径。当然，他们不怕风险，反正外国银行里大约已经积蓄颇丰，真的弄垮了，大不了屁股一拍，走人。
我在文章里曾经揭露和规劝这些老老少少的精英以及精英们的大大小小的帮闲，意在让他们能有所收敛，正视历史教训，遵守游戏规则，为所欲为可能导致万事俱不可为，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最终将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权利。
自由主义精英，现在是一个常用词汇，其实当代的精英，由于缺乏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培育（相反，可以说，他们成长的人文环境十分恶劣），用自由主义作定语来表述他们多少有点文不及义。在他们眼中，弱势群体的受压迫、受奴役是天经地义的社会规律，任何改变这一规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的，而且一切改变“规律”的尝试除了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损伤，不会有其他好的结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的挫折尤其为他们提供了口实。当年曾追逐“光明梦”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一类人物，扮演出一副自由主义先知的面孔，把早年被他们自己狂热追求而且亲手歪曲的梦想丑化和攻击到令人背脊发麻的程度，真令“异己分子”如我者不禁为之发出一声市井之徒的喟叹：什么人儿？！
在整整一个世纪里，被压迫者总算投入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战斗，无论成败利钝，也无论产生了多少出乎他们意料并且不应由他们负责的恶果，这场战斗本身对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而言，其伟大与崇高总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到世纪末，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许多劳动者终于以失败而重回到原先的历史定位，但是应该为这失败承担责任的毕竟不是劳动大众而是那些蜕化成专制官僚的领导人。社会主义思想在挫败的困境中还要忍受这么多知识精英的唾骂和攻击，这真是世纪末送给历史老人的一份最大的羞辱和嘲弄。社会主义的实践确曾在很多地方（主要在政治方面）违背了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客观地说，在这场实践中劳动者也并非毫无所得。革命要求的高度集权所产出的官僚机器这一怪胎，逐渐演化成劳动大众的对立面，这一对立最终导致劳动者丧失了对现实制度的情感和信心，使他们不愿意为维护这个制度而战斗，尽管这一制度是通过他们的拼杀所建立；而享有特权的精英分子却正要改变这一体制以便把特权世代继承下去。对立双方的情绪是如此巧合地达成一致，那座数十年间由劳动者付出无数牺牲和血汗所建立的大厦，想不垮也太难了。
可是，劳动者很快就发现，特权的统治虽被打倒，资本的奴役却开始了，而且这一奴役所带来的境况，在最底层看来，还不如当年那种统治。“不自由，毋宁死”，这是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的口号，对于基本生存条件没有得到保证的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温饱、教育、医疗、养老这一系列实惠的兑现。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会日见蓬勃，不就是走投无路的普通大众一种无奈的选择吗？旧路不能再走，也回不去了，眼前的新路却只是为精英们所铺设，劳动者的命运将只是充当铺路的石块，不甘心接受这种命运么？除了皈依社会民主主义之外，再无他途。所谓的自由主义先知连篇累牍地把自己曾经沉湎其中的“光明梦”描绘得一无是处，而且常常不忘记把它和纳粹主义作铢两悉称的暗示，有时甚至把它说得比纳粹更不堪，他们的这种立场比任何国家的右翼观点都要偏激。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对于从1917年开始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估，大体上是有保留地肯定其历史上的正面意义。这种观点的基础是被压迫者的反抗在道义上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时代》杂志在评选世纪伟人时，才会在爱因斯坦、罗斯福的后面，将列宁和毛泽东列为第三和第四位，当然后面也有希特勒，但在评选说明中对这位魔星却是完全彻底的否定。所谓的自由主义先知们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如此偏激和绝对？也许是或者只能是因为这些人已然养成一种对群众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习惯。他们用心良苦，是要让那些弱势群体认识到，你们的昨天是座何等可怕的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