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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台湾读的。”
“你生过什么病没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淋病不好意思启口，也不知英文怎么说。事实上，不管哪一种病，我都不知道英语字汇，这不能算是欺骗吧？
“没有什么严重的病。”
“好，你结过婚没有？”
“没有。”
“很好。”她满意地说。我发动了车，正想问她要怎么走，她又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在这里？”
“没有。我们怎么走？”我怕插不上口，忙抢着问她。
“什么？啊！很好。向前一直走。”几件事一气呵成，她显得很有魄力。
我最怕这种调查式的问答，想改变一下话题，便说：
“你对社会学很有研究吧？”
“现在不谈那个，你喜欢旅行吧？”
“是的。”我很识趣，谁知道？说不定她真是在做调查工作呢！
“很好。你喜欢音乐吧？”
“是的。”
“很好。你喜欢……”
不等她说完，我必须求证一下她所说的音乐是否与我所说的相同：
“慢着！我指的音乐是古典音乐，是二十世纪以前的。”
“啊？那些老古董？”她不屑地说。
“是的，我是老派的人。”我必须让她知道这一点。
她想了一会儿，决定撇开这个讨厌的问题，又问：
“你每个月收入多少？”
“大约八百元。”
“嗯，好。你工作多久了？”
我实在厌烦于这种谈话，怎么办呢？她想了解我，这是她唯一熟悉的方式，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以后不再见她了，为了礼貌也应该应付下去才是。我想到车已开了很久了，不如先到保龄球馆，打打球也比这种采访有趣，于是问她：
“球馆到了没有？”
她蓦然醒悟，四下张望了一阵，说：
“过了头了，转回去吧。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哩！”
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仍然咄咄逼人地追问不止，我们在同一条街上转了三圈。最后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不耐烦地说：
“现在你问吧！”
她可能自知有点失礼，便说：
“我很满意，该你问了。”
“我没有问题。”
“什么？你没有问题？你不想了解我？”
“这样的问答又能了解什么呢？”
“难道你不觉得这样最有效率？”她大为惊讶，天下居然有我这种笨人。
我无法回答，效率？难道我们在做生意吗？这时，街头有游行队伍经过，我看得出是反越战的活动。我突然灵机一动，她的政治立场应该是自由派，在那时，美国近代的政治人物我只知道一个尼克森，那是台湾舆论界最推崇的一个。如果她喜欢，我便表示反对，反之亦然。以她的个性看来，不大可能妥协，于是我问她：
“你对尼克森的看法怎样？”
“尼克森？哼，他是个失败者！”
好极了，我极力反击，我说他是英雄，世界的救星。我们和谐的关系彷佛冰山一样，瞬间就崩塌了，争了一会儿，她说：
“你送我去前面那间美容院吧，我要去洗头发。”
“好的，我在外面等你。”
“不必了，我会找朋友来接。”
感谢尼克森，否则我真不知道要怎样脱身。
到了八月，家里又来信，说父亲垂危，临终前想见我一面。
这是团结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父母如果不能在去世前见到他们的儿女，可以称之为死不瞑目。当然逝者已矣，谁也不知道瞑不瞑目有什么分别。但是做子女的，长期在“百善孝为先”观念的灌输下，总不希望在脑海中存着一副永远睁着双眼、憋着最后一口气，老态龙钟的亲人的模样。
在一般人的眼中，我父亲待我太过严厉，使我丧失了童年快乐的时光。可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不幸的遭遇、苦痛的过去，正是我一生中最丰富的资本。在当时我确曾怨天尤人、痛哭流涕，深恨命运对我不公平。到如今，我亲眼见到很多在父母呵护下成长的青年，一旦面临了无情的、竞争惨烈的社会，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弱者被强者残酷地欺凌，强者与强者则无休无止地做殊死战斗，以往赖以依仗的庇护呢？而今又在哪里？
历经了幼年深巨的痛苦磨练，我才成为真正的强者，除了我自己，天下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撼动我分毫。这种坚强的心理建设，不正是父亲的恩赐吗？不正是中国历代的先贤大德，累积了几千年的宝贵经验，赋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从功利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一无所取，没有金钱、地位、事业，甚至连家庭都没有。然而，那些并不是我所要追求的，从古到今，人生生死死，又有几个勇于摆脱世俗的牵绊，禀持着明确的原则，迈向理想的未来？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缺点，有时候也会迷失方向。但在黑暗里，在迷雾中，我总能借着过去痛苦的经验，找到一线光明。也能利用千锤百炼的理性，克服自己，继续前进。
直到这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唯一所能禀持的原则，就是不断地观察、学习。此外，更要摒除私心，顺应环境变化，最后希望能找到一种放诸四海皆准、有助于所有人类、彻底解脱痛苦烦恼的方法。
既然父亲要见我最后一面，不管目前情况如何，我都必须回去。
我向诺曼辞职，他大吃一惊：
“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我可以给你加薪，我们的工厂正在扩充，忙得要命，所以忽略了你的问题。”
“谢谢你，是因为我父亲病重，要见我最后一面。”
“见你一面？见到你，他的病就会好？”
“我想不会，他已七十九岁了。”
“那你回去干什么？”
“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那你要去多久？”
“很难说，可能回不来了，未知的因素太多了。”
“我不懂，你自己想想，这样做太冒险了。”
“我没有选择。”
“当然有，你不必回去，你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在成长，将来也有你一份。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哪里有只为了回去看看他，而不顾自己前途的事？”
他不了解中国人，就像我不了解他一样。最后，他只好摇着头，送我两百元美金作为路费，还加了一个脚注：
“就因为这样，你们中国不可能强大起来。”
一回到台北，我就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又瘦又干，双目深陷，但却睁着双眼，躺在病床上，一动都不动。我走到他面前，说：
“爸爸，我回来了。”
彷佛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历经艰辛的跋涉，他缓缓的把呆滞无神的眼珠移向我这边，注视了很久很久。突然，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燃起了，干涩的眼眶中泛起了一丝泪痕，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他颤抖着乌黑的嘴唇，用着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吃过饭没有？”
我大声说：
“爸爸，我吃过了。”
他仍然看着我，苍老而枯皱的脸上，显出无比的劳累，却又平静而安祥。他可能有很多话要说，也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总之，在这一刻，一切都显得多余。渐渐地，他疲倦地阖上了眼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睁开来。
我们把他接回家中，他如同植物人一般，不吃不喝，全靠点滴维持生命。一个月后，终于与人世永别。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赋与我生命，教育我以文化，最后，他却成了一具枯骨。我是否也将步着他的后尘，在昏黄的晚景中期待着游子，一代一代地就此传衍下去？所传的又是什么？是生命？是文化？抑或还有其它我尚未了解的？
我们两代之间有一道很深的鸿沟，那是时代在人际关系上所刻下的痕迹，没有是非对错，只留下淡淡的惋惜。
父亲没有留给我一文钱、一片土，但是那看不到摸不着的影响以及人生的价值观，却如同生命的本质一般，与我同存。他并没有死，“死”只是一个很通俗的概念，代表一种生命力的移转。当毛虫结成蛹后，会变化成蝴蝶；当蝴蝶羽化了，又变成一粒粒精巧透明的卵。生命从来不曾“死”过，只是不断地开展。
人的生命期比较长，除了生命的更续之外，还有在生命过程中累积的许多认知。这些认知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也不是书本中可以提炼出来的。唯一的管道，即是每一个人自己亲身的体验。
“死”只是代表一个过程的终止，人体虽然化为尘埃，人的经历却永远存留。环境永远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