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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谣传有人要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我们打听之下，竟是与我同班的佐治。他的父亲是本市的名人，有钱有势，他原来读医学院，因为喜好音乐，特别转学专攻指挥。他与我同在威德曼的“音感”课学习，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音感。不论是固定调或是变调，他始终听不出主和弦与属和弦，更别谈什么大调、小调了。
如果是别人，我还不敢说，但传说是他，我压根儿不相信。不幸的是，校方发布了公告，由佐治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
同学们一见布告，莫不气愤难平。我仗着是外国学生，兼以对威德曼很有信心，不顾一切，闯进了他的办公室，劈口就问：
“佐治凭什么取代瑞纳多？”
威德曼看我气冲牛斗的模样，没有立刻答话，他身体往后一仰，靠在高背的座椅中，好整以暇地翘起二郎腿，不慌不忙地说：
“为什么他不能？”
“他学指挥才多久？这样难的大曲子，他能胜任吗？”
“你进学校才多久？一年多吧？我不认为时间有多重要。”
他说得不错，是我自己弄错了主题，我立刻改口说：
“可是作个合唱团的指挥，音感总应该很强吧？我不相信他自己能唱这首曲子。”
“又不是要他唱。”
威德曼有这种看法我很失望，禁不住大声起来：
“他得指导我们呀！唱得不好没有关系，音符总要唱准吧？我们唱走了音他总该听得出来才行，不然的话，他指导些什么？”
“别急，别急，我以为中国人很有耐性，有话慢慢讲。”他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又说道：“我听说你们已经会唱了，还怕什么？”
“教授，我们会唱是因为瑞纳多指挥得好，同样的道理，牧歌合唱团也是因为教授您在指挥，不相信让佐治取代您看看。”我也回敬了他一招。
他耸耸肩说：
“只要佐治愿意，我可以让位给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的责任是提供高水平的音乐让人们欣赏，佐治如果有能力，我绝不反对，为什么只因为他要，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什么不？他有个好爸爸呀！”
“有个好爸爸就可以成为好指挥？”
“没有必要，他爸爸只要他当着全市的达官贵人，在大教堂指挥合唱，出出风头。”他微笑着对我挤挤眼睛，又说：“你是中国人，理应了解其中奥妙才是。”
原来如此，我早该知道，只是我不相信威德曼也如此势利，最后我再问：
“那您赞成他做我们的指挥吗？”
“中国人，你以为我做院长有多大的权力？你想学音乐，要知道音乐家就是寄生虫。看看历史上，有哪个伟大的音乐家不是仰人鼻息？以前是王公贵族，现在是商人政客。你要追求真善美，他们要用你来装饰他们的地位和成就。如果不是你们这次表现得好，谁会来抢这个指挥做？你想知道，我不妨告诉你，除了佐治，还有不少人在打主意，可是在校董会上，佐治的爸爸出钱最多，没有钱，怎么办这样大的演唱会？”
我颓丧万分，从小到现在，从中国到巴西，处处都是金钱在作祟。连音乐这么纯洁的最后一片天地，也逃不开金钱的污染，人世中还有什么干净的地方呢？
现实的力量大于一切，我能不屈服吗？我又甘心吗？至少还有一种选择，我可以放弃学音乐，可以不参加合唱团。
不仅是我，很多同学都忿忿不平，纷纷退出了合唱团。原来五十多人的合唱团，突然间只剩下不到二十位。我们三个带唱的都退出了，指挥棒依然挥动，但没有人敢先开口，人人都在等待他人，剎时，冷冷清清的，合唱团的声音寂静了。
一个多星期以后，练唱的歌声消逝了，就像“镇魂曲”的原意一般。终于佐治自动地辞去了指挥的职位，音乐究竟是音乐，光凭财势，就算是手执一根纯金铸制的指挥棒，也不能把人的声音化为优美的音符。
自从这次的事件后，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个音乐家？就年纪来说，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只学到一点皮毛。我从头到尾分析过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其技巧的圆熟，结构的精密，令我难望其项背，充其量未来只能在音乐界混碗饭吃。然而自己性格太倔强，不肯向现实低头，如果没有过人的本事，有谁会将就我？赐我嗟来之食？
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所追求的人生真理又在哪里？不论如何，音乐还可以给我一丝安慰。既然这个世界已经被金钱和权势统治，到最后忍气吞声，我还可以把头埋在音乐里，不理会这世上的一切噪音。
我有很多新的构想，我一直认为中国音乐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语音已经占用了旋律的缘故。声音的排列原本有限，不过靠着喉管、口腔、齿牙与唇舌的些微变化而已。国语约有三百多种音，而全世界各种语系加起来也不超过五六百种。为了辨识，很多民族采用了复音，利用多重声音的组合使种类增多，也就是所谓的拼音法。
中国因为象形文字发展得很成功，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语汇增加，语音已经不敷辨识所需的变化时，便把音调加了进去，成为四声。有了四声后，单字的辨识率便增加了四倍，变成了一千三百多种音。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词汇大量应用，竟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在人类语言系统中独树一格，屹立于世界。
这种牺牲音调而充实语音的作法，当然有得有失。所得者，在文字的表意上得以把由初民开始，最详实的思考痕迹成功地保留下来。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人智也在不断的开展中，尽管少数人具有莫大智能，但时机未到之前，人类理解能力的根本却难以知晓。
此外，中国文字之精简，文义之丰富，蕴涵之广泛，也是举世无匹。更难得的是“书同文”的制度能把历史甚久、民族复杂的整个社会体系，成功地溶为一体。不论各地方、民族的语音如何，同文同源的结果，使得整个国家得以团结认同。
牺牲了音调，音乐就难以发展，西方音乐源自于早期的吟游诗人。流浪四方的艺人，以歌唱谋生，他们传颂各种民间传说，或者是战争、灾难等故事。后来这种游唱分两支发展，一是“牧歌”，一是由多人组成、且演变成以表演为主的“悲剧”。
仅仅是清唱，音调难以掌握，不适合于一般人，故有了四弦琴之类简单乐器的发明。乐器本来是为了伴唱，但是各种乐器广阔的音域与多变的音色，又启发了人们的创造力。使得更多更丰富的乐器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是“键琴”，可以同时发出多种音调。
后来，德国人巴哈把这种键琴加以规范，将音阶依人感知的特性，分为十二个等比的共振频率“半音”，根据半音的不同组合成调，成为“十二平均律”。有了理论基础，调性、对位、和声、曲式等才逐步发展出来，音乐也有了完整的生命力。后人推崇他的贡献，称之为“音乐之父”。
中国早期也有诗歌，但由于语音中已经有了音调，不需要刻意的“唱”，只需把音调的特性夸张一些，就有了抑扬顿挫的变化效果。这种“吟”法人人都会，也就没有发明乐器的需要，了不起一根棍子，一块石头，用以强调节奏即可。
正因为不需要乐器，失去了“键琴”的发展背景，就没有“和声”的环境，无法产生半音阶的观念。中国音乐因此变得极为单调，不得不走上文人的写意音乐（有了毛笔和纸张后，书法盛行，由书而画，故国画也不重写实而重意境）。最后，“知音”者越来越少，永远停留在初民音乐的“五音阶”阶段中。
中国音乐与诗歌的结合，大约始于商朝，太早脱离了叙事的色彩，便渐渐成为精致文化。于是，主政者以之作为行为准则教诲的工具，故有周公“制礼作乐”之举。既为社会的教化工具，人性受到陶冶，刻意地忽略了音乐的技巧发展。
文化的断层就发生在这里，时到今日，我们处处模仿外国，传统的诗词已为今人所扬弃，新的理念又未建立。我们引进西洋的歌曲，嵌进了中文的音调，唱起来是一字一音，字音与曲音相混，除非是预先知道歌词内容，否则听者真不知所唱！
一个落后的国家，百废待举，有谁会关心音乐呢？国家民族的兴衰在人，人的力量则来自自我，自我的力量系基于对文化、传统的信念，由此才能从生理的依赖中断脐而出，从而自我认知、充实，形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