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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大约总有四至八桌常客，有的赌天九，有的玩麻将，赌得最多的还是扑克。由于中国人只相信美金，这里每天美金的进出，不下数万元。我所知道输赢最大的一次有九十多万美金，输的是一位圣保罗的侨领名人。当时已近天亮，他拿不出钱来，立刻被债权人团团围住，逼着他打电话给家人，限在一个小时内将钱送到。那时侨领的威风不再，他下跪求饶，卑微得有如狂风中飘舞的飞絮。
其实这些人都是老朋友，平常称兄道弟的。有时带了女人来，还相互交换，一副和睦亲近的模样。这次大概是数目太大了，超过了友情的极限，连父子都可能反目。
我不想知道结果如何，也不愿再做下去。人性我看到了，更看到造物者的残忍。生活本来并不成问题，再待下去，说不定有那么一天，门外出现几辆黑色大车，突然间手枪机枪纷纷出笼，煞时子弹血肉横飞。送命事小，如果报上再登上一则“赌场保镖朱某某”，风声传回国内，怕父亲不立刻跨上飞机，亲自来巴西清理门户！
几个月下来，工作不顺，生活又不正常。胃病日渐严重，不论吃饱与否，常时疼痛，有时会痛得坐立不安。再加上居无定所，天天搬来搬去，连仅有的两件行李都成了累赘。两个行李箱中，一个装的是换洗的衣物，一个则是小喇叭提箱，都是从台湾带来的。
说起那只小喇叭，也有段巧得不能再巧的奇遇。记得那是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时，我很想买一部摄影机，但因囊中羞涩，就去中华路看看有没有旧货。经过一家乐器行，突然间又有新的欲望产生了。我一直幻想有只小喇叭，像黑管一般轻巧，再若能便宜得符合我口袋中的钞票，为什么不买？
老板见我留连不去，便问我要买什么？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小喇叭？”
“我这里卖的都很便宜，你真的要买，我还可以打折。”
“有没有旧的呢？”
“旧的？旧的不见得便宜啊！有兴趣请进来看。”
他带我爬上夹楼，此楼上下高不过三尺，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乐器。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体形娇小的喇叭盒子，心中猛然蹦动，立刻说：
“那是什么？”
店主拿了过来，掸去上面的灰尘，想了想，说：
“这是好几年前，美军顾问团乐队里的一位乐师抵押的一只喇叭，你要的话，我可以算得很便宜，但是能不能用却不敢担保。”
结果我以一千元成交，大约是当时月薪的一半，怎么都想不到居然美梦成真，一直让我心跳了好多天。最令我满意的是这支喇叭比一般的约轻三分之一，结构朴实简单，吹起来轻松流畅，音色也瞭亮清脆。以我的标准来看，简直是完美无缺。
这次，我几乎到了穷途末路，一看那喇叭箱子，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看，说不定可以靠吹喇叭谋生哩！我走访了不少夜总会、俱乐部，才发现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班底，挂单的乐师根本没有生路。所幸有一位白俄人，他曾在沈阳待过，会说几句中国话，见到我如同见到乡亲。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水准很差的舞厅，由于待遇差，经常缺人。
在巴西所谓的舞厅，实际上就是妓院，跳舞并不重要，音乐更可有可无，男男女女只是借着缓慢的节奏，以便让身体相接触，从而培养情绪，以达到进一步的目的。
我不会巴西人迷恋的森巴，但蓝调在这里最管用，也最适合小喇叭。
大概吹了一个多月，我的成绩不错，在那种场合下，居然还有人“点唱”。有点唱便有外快，生活也改善了些。我梦想有天会有乐探出现，说不定能和“格兰米勒”一样，将来拥有自己的乐队，创造自己的音乐。
谁知好景不常，有天舞厅突然关门了，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好在手头有了些钱，我又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了。只是，我决定放弃吹喇叭的工作，因为吹喇叭很费劲，我已经连续几天大便出血，身体极度虚弱。
有一个从大陆来的老华侨，说神曾与之通灵，发愿要做牧师。为了召集信众，他热心公益，帮人抒困解纷。有个同学将我介绍给他，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流浪久了，我倒也希望安定一下。胡混了这么多日子，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人生，人生是已经体验了不少，但健康却赔了进去。现在我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好一面休养身体，一面把所经历的整理一下。
由于有了牧师可资依赖，不必自己再去东闯西找，我便常去造访帮助我来巴西的张老伯，听他发泄一下满肚子的牢骚。
张老伯每次谈的都是政治，他虽然在异国做了寓公，却始终心存故土，有时谈到激动处，当着我的面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张老伯的不幸，应溯及张少帅的西安事变，可是他闭口不提此事。只把陈诚解散东北八十万大军的事，骂得狗血淋头。我不否认受过陈诚的好处，但我也了解很多内情，陈诚是国民政府中极少数值得敬重的军事及政治家之一。
最初，我只是静听张老伯的怨怼，次数多了以后，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免一个余日不多的长者，永远生活在错觉中。
“张伯伯，请问您，在老先生的领导下，国家的决策该谁负责？”
“这个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老先生。”在习惯上，他称先总统为老先生。
“如果有人不照老先生的意思，您想会有什么下场？”
张老伯笑了，似乎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未经世事，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
“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你知不知道他曾被老先生批示‘永不录用’？老先生的确是个领导人才，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某些做法，但他很有远见。”
“假如是一个集团军的异动，谁能出主张呢？”
“一个集团军？连一个军的异动，都完全在老先生的控制之中。”
“一个集团军不过十万个人吧？”
“要看编制而定，有些杂牌军可怜得连军饷都没有，那能养得起几万人？”
“那么东北八十万大军可比得上好几个集团军啰！”
“唉，你是不知道，我们东北军是从日本的关东军接收过来的，不论装备、训练或士气，都比老先生的部队强得多。如果不解散，林彪怎么可能拿下东北？又怎么会有徐蚌会战？又怎么可能平白的把大陆丢掉！所以我说陈诚该杀！”每次一说到这里，张老伯就气愤填膺，怒发冲冠。
“老伯，您有没有想过，陈诚并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呀！”
“你是小孩子，哪里晓得？是陈诚建议的，也是他执行的，连他自己都不否认。”
“像这样重大的决策，别人的建议老先生会接受吗？再说这样严重的后果，老先生会轻易放过吗？老伯，您对民国的历史熟得很，有这种可能性吗？为什么老先生不但不处置，还把台湾的军政大权交给陈诚？这其中难道没有玄机吗？”
“这就是我不能原谅老先生的地方，所以才逃到巴西来。”
“您有没有想到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陈诚尽忠职守，肯为老先生背黑锅，会是什么情况呢？”
张老伯听了，楞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我知道你爸爸是陈诚的同党，我好心帮你的忙，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我又上了一课，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他所不愿见的真相，尤其是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从此我不敢再去他家，因为我拆穿了他心里的屏障。他当然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可是老一辈的人极重视忠君报国的观念，他无法责备他心目中的国君，潜意识中便将国恨家仇转移到一个代罪羔羊身上。
不久，那位牧师果然给我找了个工作，是教会中一位姓方的上海人，他在家中开了一所工厂，专门生产婴儿用的娃娃车。
去前大家说好，目前只是互相帮忙，如果做得好，他打算正式开办工厂，那时才能算正式的员工。这些都不重要，我之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只是表示感激牧师的好意。再说，家中办厂，我也觉得新奇，经历一下有何不妥？
他家在郊区，地方很大，他已经请了一个日本工人，工作做得很慢，不足应付订单。方先生负责销售，老是急着催货，所以才要我来。
那种工作实在简单得使不上力气，不过是把空心铁条压弯，再装上已经缝妥的布底及一些装饰。几天下来，我就把积存的物料用得精光。方先生高兴得大量接订单，大量进货，反正只要他能接，我们就能实时交货。
最初方先生大为感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