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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去哪里，经过哪些地方。
正因如此，我最怕等公车，记得在日本时，旅行社叫我去一个“佐佐木”的地方，搭车的地方也标得一清二楚，不幸我找了大半天，始终没见到这个地名，害得我几乎不能成行。后来才知道，日本车牌横写是由右到左，与我们的习惯正好相反。更糟的是，第二个“佐”字，用的是“与前字相同”的符号，所以我找了半天“木木佐”。
这个人的好心令我感激不已，却又不知如何报答才是。不久来了一辆车，他带我上去，替我付了钱，同时对我打手势，意思是会告诉我何处下车。我更觉得不好意思，只恨自己巴西话太差，开不了口。
车到一处，他又拉我下去，但见满坑满谷尽是去看球的群众。我既然知道地方了，遂向他一再称谢，他则叽叽聒聒，好象也要看球。我这才安心，忙抢在前面，替他买了票，一同进得场来。这时才知道什么叫做大球场，只见处处人头钻动，黑压压一片。
球赛开始前，先出来三个身穿黑色短装的球证，这时全场骚动，齐口同声地喊着：
“维亚多！维亚多！维亚多！”
我心想连球证都如此有名，居然人人认识，球赛之精采可见一斑。
球赛终于开始了，比利代表山度士队，身着白衣，背号是著名的十号。他果然不凡，球在脚下如同黏在鞋上一般。可是对手也不弱，经常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缠着他不放。我们这边都是山度士的球迷，大家看到比利受迫，都大声咆哮。当然，少不了我这个一直开不了口，一肚子闷气的小伙子。
上半场零比零，双方未开记录，中场我买了棒冰请这位朋友，也好秀一下自己刚学会的仅有的几句话：
“我喜欢‘这个’。”“喜欢”、“谢谢”这几句我说得很流利，尤其是“喜欢”这个字，在巴西相当于“爱”，得先学会好追女孩子。
下半场又开始了，不久，比利在禁区得球，转身骗过了两个后卫，正打算射门，但见后面飞来一脚，正踢到比利的踝部，他一个踉跄，立即翻身倒地。
“啊！”全场同声一叹，人人都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
只见球证眼明哨快，“哔”的一声手指禁区，极刑！
如同指挥乐队一样，全场立刻响起欢声。
太精采了，这个“维亚多”球证太伟大了，我兴奋之余，拼命挤出一句话来：
“我喜欢‘维亚多’！我喜欢‘维亚多’！”
结果，由于一个我无从理解的原因，这场球我没有看完。那位娘娘腔的朋友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兴奋地拼命抱着我，令我喘不过气来，最后只好逃之夭夭。
待回到店里，把这段奇遇告诉那些工人时，全场都笑得东倒西歪。后来我才明白“维亚多”不是球证的名字，而是一句最不雅的话，也就是北方人所说的“兔子”，一般称为“同性恋者”。
店东看我工作认真，语言也能应付，便调我到餐厅去管收款机。这种工作看似容易，但却需要仔细的核对，我大开大阖惯了，一个月下来，每天的帐目从没有正确过。而且越是小心，越是出错，微薄的薪金，赔的几乎比赚的多。
最初我还不服气，一再提醒自己，要集中全部精神，仔细的按键，小心地核对。可是到结帐时，总是有些出入。为什么呢？是不是收款机坏了？餐厅里还有一台，由另外一个人负责，他从来没错过，我与他交换着用，情况依然。
经过一再地检讨、研究，我终于发现是自己不适合这种工作。我太好胜，一上来就想做得比别人更好，而这种例行工作，除了正确之外，根本无所谓好不好。
因此，我便想以快取胜，帐单一到手，立刻结清，避免侍者在一旁等候。后来出了错，心情难免紧张，操作手法本来就不够熟练，专心注意数字，手指便老是按错键，若注意到手指，又忽略了数字。最糟糕的是我的脑筋太活，老是东想西想，加上正在学习语言，随时随地都是难得的良机。计帐时一心数用，怎能不错？
不久大学的同学“老师”找到了我，说他会种洋菇，我便介绍餐馆的老板给他，他们谈好投资合作，并叫我去农场帮忙。不料“老师”只是在课堂上学过，毫无实际经验，一季下来，白洋菇种成花洋菇，杂菌长的远比菇体多，因而双双失业。
以后的几个月，我做过多种不同的工作：在地下肥皂厂熬牛油、修车厂换机油兼打杂、建筑公司做搬运工，后来又在一个私人的测绘所画地图等。但其间总会有些因素，不是身体吃不消，便是待遇太差，让我做不下去，工作时间没有一次超过一个月。
常有朋友劝我去“当兵”或是“提包”，前者有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原来有一位台湾来的青年“阿根”，结识了本地一位日本大亨的独生女，几经波折，两人结了婚。婚后那位大亨突然暴毙，他们便继承了全部的财产。
大亨在日本原有妻室，且有一子，其子特别来巴西准备争夺遗产。但是根据巴西的法令，不承认该大亨在日本的婚姻，大亨的儿子不肯善罢，多次谋刺“阿根”不成。阿根便迁居到内陆一个农场中，同时重金聘请保镖护卫。
双方僵持了年余，阿根坚壁清野，蛰伏不出。那个日本人常雇小飞机到农场投弹，巴西人因为怕死，再不肯当卫士，反倒是一些失业的中国人趋之若鹜。大家散居在农场外围，每天无事可做，便以打靶为乐，美其名为“当兵”。
至于“提包”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因巴西人结婚时，女方应准备卧室的各种用具。在初，葡萄牙式的织锦床罩、台布等都是传统的嫁奁。自从中国的手绣品传入后，由于花色繁多，精美无匹，一时蔚为风尚，人人争购，供不应求。
中国台布来自大陆，经香港转手，最初多委托私人携入，以便逃税。在五十年代因供不应求，售价约为原价的一百倍，国人以此致富者比比皆是。到了六十年代，一来因为从事此业的人日益增多，相互竞争之下，利润降至不足五倍。再加上不肖税务人员的介入，层层剥削不说，一个应付不当就有牢狱之灾。
于是原来发了财的人纷纷转业，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工商界的巨子，有的则升格为台布批发商。而新来的国人则继续提起“包”来，沿门贩卖，每月净利再少也有五千美金左右，比做任何其它工作赚的钱都多。
当兵固非我愿，提包也难动我心，不为别的，我总觉得冥冥中有什么支配着，身不由己。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无从想象。只感觉到不论在哪里，所见到的人、事，都是平平庸庸的。人没有判断力，没有眼光，不过人云亦云。事没有价值、意义，说穿了，除了名利财色之外，空无所有。我不愿与他们相比，也不把他们的得失放在心上。因此我行我素，一个又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作，不断尝试着。
圣保罗中国社区有个天主教会，一位姓何的神父负责“青年会”的事务，我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乐队，和何神父相处得很好。他常劝我好好找个固定工作，安定下来，娶妻生子。有一次他又喋喋不休地劝我，我忍不住要打他的趣：
“如果娶妻生子有那么好，为什么你自己不以身作则呢？”
“胡说胡说！我已经献身给主了，娶妻生子不是我们的事。”
“我很可能有一天也学你的榜样，做神父。”
“还在胡说！你连主都不信，怎么做神父？”
“说服我呀！只要你能让我相信，我就信。”
“对主的信仰全靠你自己，不是要别人来说服的。”
“你不肯说服我，而我又不信，看来我永远做不成神父了。”
“你这孩子！成天不说正经话，已经都要三十了，你再混下去怎么办？”
“只好当神父啰！”我始终对他嬉皮笑脸。
“唉！我本来是想给你介绍一份固定工作的，看你这样子，教我怎能放心？”
“什么固定工作？”我听了，精神一振，也该尝试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了。
“有人委托我找一个能长期工作的人，看你的样子，多半做不久。”
“我是迷途的羔羊，你是牧羊人，总可以让我试试吧！”
“让你试试？如果你做了两个月又跑了，教我怎么交待？”
“好吧，我去讨个老婆，把我拴将起来，可是神父得先给我介绍老婆呀！”
“尽是胡说，到底你要不要这个工作？”
那是一间聚乙稀制袋工厂，老板姓刘，早年靠提包发了财，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