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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姓章，年纪比我约大十多岁，但已两霜飞白，满脸皱纹，显得出奇的苍老。他拘谨地进来后，身体站得笔直。我请他坐下，开口就问道：
“你是青年党员吗？”
他听了，脸上立刻显出痛苦不堪的表情，泪珠夺眶而出，抢着说：
“真是天大的冤枉，少尉，你刚来，叫我怎么说都说不清。。 ”说着他竟哭出声来。
我大为诧异，听他的口气，好象否认是青年党员，那为什么本子上那样写呢？他发觉失态了，忙揩干眼泪说：
“少尉，我可以走了罢？”
我留他坐下，诚恳地说：
“我历世不深，今天来这里，明年就退役了，你是什么党本来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因为过去的一件事，使我想了解一下青年党是怎么回事。刚才看了些文件，上面说你是青年党员，所以找你来聊聊。”
他沉默了一会，慨然说：
“好吧，请先听我解释，我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十多年前，我还在家乡读中学，因为恨日本鬼子，便参加了青年军……随着孙总司令来台湾时，我是少尉排长。只因为孙总司令的案子发生了，凡是被孙将军带出来的，一概降级改叙，我便被分到装甲师来，并降为士官。后来我一直不能升少尉，我自命不比别人差，常发牢骚。有位指导员说因为我不是国民党，所以升不了官。我气不过，说了一句：‘宁愿进青年党，也不进国民党’！从此以后，他们就认定我是青年党了。”
我并不了解他说的经过，想想自己过去的行为，只因沾了父亲的光，否则今天恐怕也不知道在哪里受罪。我突然天真地问他：
“现在你想不想参加国民党呢？”
“当然想，可是申请了几次，都被打了回票。老实说，我一只脚已经进了棺材，什么都不重要了，只想赖着多活几天，好回家去看看爹娘！”说着说着，他眼睛又红了。
我以为进国民党很容易，便自愿担任他的保证人，填了单子，报上营部。想不到第二天就被退了回来，我不死心，亲自到营部，向营指导员解释。
营指导员听我说完，好心叫我不要管闲事，我问道：
“这不是我的责任吗？他入了党，党就增加一分力量。”
“可是他是问题人物呀！”
“我信任他，我可以保证。”
“那有什么用？他出了事，你还不是跟着倒霉？”
“那是我的问题。”我的态度很坚决。
“如果我同意了，就变成我的问题！”他见我很顽固，大为震怒：“你明年退伍走了，我还在这里，找不到你，可还找得到我！我不能为了他毁掉自己的前途！”
“那么，我们党员只应该为自己考虑啰？”我当然不服气。
“笑话！你入党居然不是为你自己考虑？你想救国救民？”
我能怎么说呢？坦白交待，说是被迫入党的？我只好另做努力，很诚恳地说：
“能不能让我呈到师部去呢？”
他冷笑了一下，随手在申请单上盖个章，写上“保留意见”四个字，然后对我说：
“瞧你的吧！”
师部是一位上校接见我，首先把我训了一顿，又说：
“今天还好是我，换个人可能先把你办了，凭你入党还不到一个月，自身难保，还想来保个危险份子！”
我忍着性子听他训完，才说：
“请教长官，我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你连你的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为是负责连上官兵的思想，教他们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
“那就对了。”
“现在，这位士官接受了我的指导，愿意参加本党，难道是我的错吗？”
他勃然大怒：
“你这个死东西，我告诉你他是危险份子，你还跟我狡辩？”
“难道人不能改过自新吗？”我自恃有理，打算豁出去了。
他怒眼圆睁，高高地拿起桌上一本册子，狠狠地对我说：
“这是你的记录！告诉你，你思想有问题！你想利用离心份子来破坏我们的党！”
我知道这个帽子的分量，“思想有问题”的归宿是绿岛，一个专门囚禁无须经过法律审判程序，而已经定罪的犯人。再争下去，显然我也只有去唱“绿岛小夜曲”了。
我能不低头吗？至少我努力过，而力量只有这么大。今天如果不自量力，暴虎凭河，我今生真正的目标就永远无法达成了。
想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一类悲惨的事件绝不止此一桩，我的责任并非劝人加入国民党。于是我行个军礼，像演戏一般，说：
“报告长官，属下知道自己错了，原案请予撤消。”
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我若再不转弯，这本自传很可能早就“存盘待查”了。
我决定设法调走，我从未求过父亲，但若是再待下去，迟早还会有其它的问题发生。正想找父亲说项，却碰到师部的“捷豹康乐队”正在找小喇叭手。我先去应试，演奏通过后，再经由一位当军长的亲戚打声招呼，我便脱离苦海，正式进了康乐队。
智慧之旅 （第一部） 十二、大寒 乐队、花莲、代沟、出国在康乐队这段期间，真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每周约有三、四次演唱，吹来吹去只有那几条歌，连排练都可免了。队上有四位驻唱的女歌星，都能歌善舞，此外还有一位魔术师，两个说“相声”的和一位专门耍宝的“阿丁”。至于乐队却是寒酸得可怜，只有一位鼓手，一位“沙克斯”手，有时加上二胡和笛子手，以及我这位喇叭手。
当时娱乐项目有限，因此这种节目还相当受欢迎，我们跑遍了台湾各地，最远还到过澎湖。每场演出后，总会有些宵夜费，大伙便到当地最负盛名的夜市大快朵颐。真是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叫人乐不思蜀，忘了自己是在服兵役。
我第一次遇到装甲部队的大家长蒋纬国将军，是在一个重要的宴会上，主客好象是位中东国王。师部命令我们全体乐师换上新装，擦亮乐器，在席间娱宾助兴。
宴会那天早上，蒋将军突然指定要演奏国乐，一道命令下来，队上可全慌了手脚。名义上我们有国乐队，但平时根本没有练习过，每次有需要时，总是向别的康乐队借调。
现在火烧眉头，队长、副队长都出动了，一直忙到中午。不幸这几天国乐队特别抢手，不论是军中或是民间，哪里都借不到人。
队长急得冒汗，我们队上只有一把二胡和一支竹笛，这算得上什么国乐队？可是又有谁会相信，堂堂一国的装甲大军，竟连个国乐队都凑不出来。
有关我们大家长的神话，我是听得多了，他是先总统的次子，早年留学德国军校。回国后协助建立了我国第一支装甲部队，现为本军司令。他本人长相非常帅气，对部队的军容仪表也很重视。传说当他集合训话时，若发现队形不整齐，他便会在前带队，穿著笔挺的军装，跨着整齐的步伐，率领全体官兵绕场跑上三圈。
他体力很好，可是却苦了一些养尊处优的师长和幕僚们，上气不接下气，全身虚脱，以致谈跑色变。不止如此，他要求全军都有高水平的知识，要对思想及国家有正确的认识。当然，这种要求完全合情合理，事实上却另有苦衷，以致妙事丛生。
当时台湾的“充员兵”七成以上是农家子弟，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大半只会说闽南话。而教育程度较高，会说国语的，早优先被空军、海军及宪兵挑走了，分到装甲部队来的不及三成。我们平时辨识他们的语言能力，就看各人左胸上别的色带，记得是绿色者会说国语，黄色是半懂不懂的，红色则一概“免讲”。
每次上“青泉岗”大礼堂开周会，就是各部队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将军在作了精神讲话以后，总要问问士兵们刚才所讲的是什么。可是能懂国语的不多，把全部绿带子的兵士集中起来，也装不满半个礼堂。有些部队甚至以军官“化装”，混在不会说国语的充员兵中，企图鱼目混珠。
最管用的妙策，还是“考前猜题”，一种升学竞争下的副产品。根据统计，将军所问的题目，常是简单如：“我们的领袖是谁”？“我们奉行的主义是什么”？等等。因此，在周会前，根据当天将军的演讲题目，一些军师们便研判情况，列出一张问答，人人恶补，背背“标准答案”，多半可以过关。
听说有次没能混成功，出了大洋相。将军在盛怒之下，师、团、营、连、排长统统记过处分。那是在将军刚讲了一个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