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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人类透过感官及主观意识所认知的现象，并经过当前环境的客观印证，且为同时代的人共同的认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识原本就是宇宙的架构，不过借用概念为载体，透过时、空，以供人类认知及应用。
而人呢？在历经了困惑惶恐，好不容易展露头角，自以为君临万邦之际，一旦发现时代的舞台上，已被七彩斑斓的激光光所占满。人不仅不是主角，在骚乱忙碌的布景更迭中，人连陪衬的地位都模糊了。
知识历经了数十万年的积累传播，一旦时机成熟，它立即跃为进化的主流，在宇宙中无限地延伸、扩展。各种新的观念、技术不停地推陈出新、争奇斗艳。知识不仅是宇宙力量的主宰，也是人类存亡、兴衰的原动力。它彷佛高挂在天空的太阳神战车，拖着人类，高速的向不可知的未来飞驶。
知识普及了，世界改变了，事物的变化有如重力加速度一般，随着时间的平方值急速累进。每每在人们还没有认清它的真实面目，还来不及对它作出正确评估之前，新的事物又继续不断地滋生。
人追求知识的原意，是要明确地了解这个世界。可是就像追求异性一般，认识越多，了解反而越少。在物质文明鼎盛的二十世纪，知识经过了科学技术的洗礼，分工日益精密，已不再是人类所能理解，更非人类所能控制的了。
在千万年的演进过程中，人类早已适应了变化缓慢、稳定的环境。以往的人，一生之中岁月往复，四季依旧，社会的步履有如山岳的风蚀，细微得无从察觉。任何人只要在青少年时期学到一些做人处世的观念和技术； 就足够其终生应用而有余。
到了这个知识爆炸时代，人仍然是人，而环境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急剧改变。因此，凡是在早年有所成就，志得意满，或者不愿继续学习以资适应的人，往往会被现实遗弃，永远停滞在过去自我迷恋的岁月里。
中国是个文化古国，几千年来，曾经有无数的圣贤才智之士，把经验汇聚为实用的体系。举凡人类社会生活行为，钜细靡遗，都明定了详尽的遵行准则。在这个传统下，人人墨守成规，不求进取。整个社会在划一的步伐下，安定和谐。在十九世纪之前，仍然巍峨屹立在世界舞台上。
假定人类到今天还只算是“中年”的话，中国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人们陶醉在过去光辉的历史里，自大自满。谁知新时代遽然到来，随即面临了各种未知的挑战，原来所依凭的金科玉律完全与客观现实脱节。在这种情形下，既不能扬弃固有传统，又无力开创崭新的局面，以至于新旧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人不知何去何从。
个人不过是大环境的缩影，我的父亲承袭了中国传统，却不幸生长在这个新时代。而且也是在少年得志的际遇下，自负自傲，目中无人。他有着传统“读书人”所具有的清廉正直操守，也有士大夫不恤下情的习性。他自知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却又保守固执，坚持己见。终其一生，以不变应万变，永远与现实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根据族谱，我们是宋儒朱熹之后，明朝张献忠乱起，先祖聪一公由安徽婺源迁居湖北黄冈西乡（黄冈又名邾县，传为周武王封侯之地，后人去“邑”为“朱”，遂成朱姓）。父亲是第十九代，为“万”字辈，这是依传统族谱之“辈名”所定：
聪寿元文允，金廷守自光；继国承天庆，丰功泽“万”邦。
逢时明大道，秉义启忠良；纯仁钟懿宪，长发世恒昌。
举凡用做族系辈名的诗，既要用吉祥的字汇，且不可重复，又要有意义，以激励子孙向上。中国的社会就维系在这种重视家世、代代薪火相传的精神上。这种精神并与汉字的特色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情结。
父亲生于一八九一年（民国前二十年），名万荫，字怀冰。
祖父早逝，又无恒产，家境非常清寒，因为父亲自幼喜好读书，曾受同乡望族周氏接济助读，后娶周家女为妻，是为我之“大娘”。大娘生一子二女，子名邦保，长女名众生，次女名敏生，都较我年长甚多。
父亲十七岁就读“汉黄德师范学校”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首义，策名学生军，司城防巡逻及库藏守卫。民国二年，以公费考入保定军校第四期就读。
民国成立之初，各地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兵马倥偬，而全国仅有保定军校一所国立的军事大学。在黄埔军校取代其地位之前，保定毕业生一直是天之骄子，军权在握，叱咤风云。父亲在民国十四年参与北伐，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上校科长，十九年为湖北省民政厅长。这时年岁方轻，而功名事业一帆风顺，心骄气傲，不可方物。
民国二十年，先总统蒋公主持南昌行营，父亲任第四厅厅长，主管情报及先总统之行事日程，权倾一时。当时政学系之首脑杨永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等，为了扩展政治势力范围，极力拉拢父亲加盟。然而父亲怀抱着满腔“国家理想”，兼以出身军旅，不悉政情，反而规劝杨永泰等人以服务国家为要，不应结党营私。
杨永泰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工心计之政客，父亲严词峻拒后，他一面表示敬佩，一面向先总统蒋公进言，认为父亲是个人才，理应重用，并推荐其兼任江西省民政厅长，先总统欣然同意。不久，杨又进言总统，表示父亲能力卓越，江西倚重极深，希能专任民政厅长。时正值国内党争昌炽，先总统为了安抚各界，遂免除了父亲第四厅厅长之职。
在官职上，民政厅较行营第四厅为高，然而中国向以人治为主，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南昌行辕是当时的权力核心，尤以第四厅在职责上最接近先总统。不论何人，要面谒先总统，必先通过此关。父亲为人耿直，不假词色，为此树敌甚多，一旦远离君侧，前途自是堪虞。
待父亲查知系杨永泰调虎离山之计时，命令已然布达，在杨氏蓄意阻挠下，父亲累次想面见先总统，禀报解释均不得逞。父亲怒不可遏，竟不自量力，愤然挂冠而去。先总统生平最忌部属之不忠，为此，在父亲之档案上批示“永不录用”。
父亲官场失意之余，遂西行游览苏杭风光，途经江苏溧阳，买了一位年方十八的贫家女汪氏为妾，并携回家乡，这位贫家女便是我的生母。
当时三妻四妾乃社会所容许的风习，父亲除了大房周氏外，还有二房桂氏。桂氏为贵州某一名门闺秀，生了三女，为宁生、汉生、雨生。父亲常年在外，大家庭中争宠夺权，时起勃溪。我的母亲无钱无势，无亲无友，地位低贱； 以致沦为仆役。
世态炎凉，为了生存，无人不设法攀龙附凤，排除异己，故而弱者永远是残酷现实的贡品。母亲受尽欺凌，唯有忍气吞声，每日以泪洗面。不久即因“呕气伤肝”，体弱操劳而罹患肺病，直到弃世，始终没有康复。
民国二十一年，母亲生一女，名峨生。在过去传统家庭中，不论妻妾，不生男儿就得不到应有之地位。此时又因父亲失去上欢，无人敢于任用。贺国光掌四川省政，多次举荐父亲，皆为先总统所拒。家人更怪罪母亲，认系不祥之祸水，境遇不堪想象。
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时，父亲为学校助教，曾担任陈诚之分队长，彼此相知甚深。民二十四年，陈诚任陆军整理处处长，特向先总统竭力担保，父亲始得出任副处长。此后数十年间，父亲始终与陈诚保持着部属及相知至友的特殊关系。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圣战开始，父亲调任第九十七军军长，并兼河北省民政厅长及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七七抗日圣战方起，我于十月呱呱落地。父亲原来期望大哥之出生得以“邦保”，战事既起； 遂将我命名为“邦复”。由于生了男孩，母亲才算在家庭中有了地位，人情冷暖之余，朋友也多了起来。
在记忆中，有许多亲友常说我呆头呆脑，尤其是母亲，她总担心我会成为白痴。原因是在我三岁时，有一个勤务兵突然良心发现，坦承受到唆使，常喂我吃朱砂。传说吃了朱砂后神智受损，人会变得痴呆。父亲知道后，为了避免家庭纠纷，训令母亲带着峨姐及我北上，到太行山军营居住，同时并邀了舅舅汪泰荣同行。
在军旅中，父亲曾着《孙子十三篇阵中笺释》，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并被选定为国军指定教材。当时在太行山战区除父亲所率之九十七军外，尚有共军朱德、刘伯承之部队。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