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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我们毫无选择，打算吹升旗歌应卯。刚巧那时“琉磺岛浴血战”正在上演，一首美国海军的起锚歌，人人能够上口。还要练什么？大家众喇叭齐心，共谱一调，一吹即成！于是我们又有了第三首曲子，自创的“起毛歌”。
游行当天，大伙从“启锚”经过“起毛”到“弃锚”，前后三个多小时，指挥很认真，坚持只要路边有人，我们就得吹给他们欣赏。由于从来没有苦练过，嘴皮还很嫩，加上在空旷的地方听不到回音，喇叭声不知悠然何往，只得拼着老命用力吹。不到一会，人人嘴皮都破了，鲜血淋漓。然而指挥的手还没有酸，他又一劲的勇往直前，看不见后面，只是不断地挥舞着指挥棒。为了面子，零零落落的呜咽声便此起彼落。
我的嘴皮还算硬朗，输傻疯也只要送送气就可以了，反正马路上够吵了，谁还来注意是不是有只老牛在哼唧？可是，我却发现了一条物理定律：肩膀上的重量，其“加重量”与距离平方成正比。到最后，我根本不能吹了，只是捧着那千斤宝贝，牛步蹒跚。
这次光荣的代价是后来只要一听到游行，我就感到肩膀酸痛。
我真正的苦难始自初三，那时曹叔叔走了，家中由敏姐独揽大权。她为了要找个女佣费尽心思，三天两天，来一个，换一个。不干凈的她嫌脏；太精明的她嫌贼；长得不好看的，她说丑得讨厌；长得漂亮的，她说会惹麻烦，总之，个个都不如她意。
最后，来了位名叫阿香的女孩，年纪与敏姐相若。她很会察颜观色，一眼就看穿家中是敏姐作主。没有用多少功夫，敏姐已经心满意足，立刻录用。阿香成天跟在敏姐后面，不论大事小事，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
过不了多久，阿香摸清楚了我们家中的底细，她勤劳地跑进跑出，为父亲倒茶倒水。各种琐事不必吩咐第二遍，一一安排妥当。父亲多年来无人侍候，就连母亲在世时，也没有阿香考虑得这样周到。父亲因此心情转好，脸上也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
正像是严冬密云中现出了煦阳，家里一片祥和。连像耗子般的我，也胆敢偶而钻出洞口，小心翼翼地观察天气的变化。
不知是不习惯，抑或是独特的第六感，我闻到了暴风雨前的气息，看到了在宁静外表下，汹涌澎湃的暗涛。
父亲发觉阿香不识字，便开始每天教她，那份细心、那种温柔，完全与我有生以来所认识的刚毅严肃的形象大异其趣。阿香也很珍惜这一个迟来的良机，几乎是废寝忘食地努力学习。
渐渐地，敏姐发觉情况失去了控制，便开始在父亲面前，抱怨阿香未尽职责，父亲每次都只是笑笑了事。若敏姐暗示要开除阿香，父亲便晓以大义，叫她要体恤下情。于是，敏姐与阿香的冲突表面化了，常常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争吵不休。阿香先是忍耐，然后父亲介入，责备敏姐任性，胡作妄为。
终于有一天，两人大打出手，互有瘀伤。
父亲甫下班回家，敏姐就在房中呼天抢地，哭诉母亲不在身边，竟连佣人也来欺负。阿香则泪珠涟涟，轻声细语，委屈不尽地向父亲辞职，要求返乡。
好戏连场，父亲一会儿大发雷霆，声震屋瓦，闹得鸡犬皆惊。却又立时婉颜悦色、温声细语，对阿香好言相劝。我躲在一边旁观，眼界大开，至此方知世上真有“双重人格”这回事。结果父亲不仅挽留了阿香，听说还加了薪，敏姐这时才知道大势已去。
一天，我正在车库门前玩耍，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猥猥琐琐、身材矮小的男人，他说要找“魏桂香”。我直觉地说：
“我家没有这个人。”
他犹豫了半响，从口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发信处竟是我家的地址，我抽出一看－－粉红色的信纸。我记得敏姐也有，而且最喜欢拿来炫耀。信纸上只画了一个不太写实的乌龟，我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便问他：
“你是找阿香吧？”
他点点头，于是我进屋去把阿香找了出来，阿香一见到他，几乎呆住了。
我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晚上，父亲眼睛红红的，不作一声。阿香侍候完毕，整理好行李，不声不响地走了。
敏姐预期的胜利并未到来，一家大小似乎都成了父亲的眼中钉，见谁骂谁。连从来重话都没听过一句的妹妹，也被骂得直哭。
敏姐曲意承欢，给父亲倒茶、拿水，自动地擦窗子、洗地板，破天荒地担负起所有的家务来。父亲则一时嫌茶冷了，一时又骂水太热，总之，没有一件事称心如意。
对我而言，这些算是小场面，棒子没落在身上，骂骂不关痛痒。可是，敏姐生平没有受过这么多气，常常背着人偷偷饮泣。
这种地狱一般的生活才不过半个多月，父亲的骂声沙哑了，敏姐的面庞也消瘦了。我则小小心心地，深藏在防空洞里，竖起了耳朵，连大气也不敢出。
突然有一天，阿香回来了，居然还是敏姐亲自去“迎驾”来的。阿香送了敏姐一套化妆品，送父亲一个手织的绣花枕头。家里恢复了平静，父亲不再骂人了，阿香则除了侍候父亲外，对谁都不假辞色。
老实说，我对阿香毫无恶感，甚至希望她永远留在我家，帮我化解无情的风暴。只有阿香在时，我可以向她请求买新鞋、新衣。出了问题，也可以请她代为说情。我常常听到她那带有黏性的温声柔语：
“老爷！小孩子嘛……”父亲哼了一声，笑声传来，雨过天青。
这次阿香回来，还有个附加条件，她每周只能做五天。也就是说，有两天晚上她必须回家陪她先生。每当她回家前，必定会细心地安排好一场“牌局”，然后吩咐我倒茶送水、收拾桌椅等善后事宜。
打牌有所谓的“抽头”，每次三十、五十元不等。第二天阿香来了，我再把头钱给她。如此这般，等因奉此，日子过得尚称平静。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头钱”应该是给辛苦侍候别人的人。既然工作的是我，为什么不该我得？我隐隐感觉到这种理论在我家行不通，但看看手中的四十块钱，那种诱惑力实在拒绝不了。说不定父亲不会知道，至少，我扣下一半，想来很难查出。
我只拿了二十元给阿香，过了一会，父亲一言不发，把我揍了一顿。
我知道是为了钱，壮着胆子说：
“这是我辛苦工作的钱，为什么不能拿？”
“你工作是应该的，我养你这样大，做点事也不甘愿？”父亲又打了我一棒。阿香过来把父亲拉开，说：
“老爷，不要生气了，二十元算什么嘛！”
“算什么？年纪这样小，就让他养成剥削别人的习惯，长大了还得了？这是品德及人格的问题，与钱多少毫不相干！快给我把钱拿出来。”
这种价值观是传统中国社会立身处事的标准，我知道父亲说得有理，但我从来没有零用钱，这二十元我已做了几十个难以取舍的计划。硬着头皮，我说：
“我把钱花了。”
“混帐！你不愁吃，不愁穿，还要什么钱？”
我一听到这句话，感到冤枉万分。我脱下上衣，拿给父亲，说：
“我的衣服破成了这个样子，比乞丐好不到那里，同学都笑我没爹没娘……”
那衣服破了无数个洞，都是用铁丝“缝”住的。铁丝见水就生锈，衣服上斑斑的暗红色，好似秋天的枫叶，飘了一地。
父亲见了，更是生气：
“你为什么不说？我又不是你的后父。”
“我怎么没说？每次说起，您老就骂我不爱惜衣服……”
“是呀！你看我的衣服，穿了好几年，有哪件像你这个样子？你不爱惜，就算给你买件铁的也没有用。”
我乘机又把眼镜取下，我的眼镜除了玻璃片还完整外，镜架上缠的是细铁丝，镜脚也是用粗铁丝取代的。父亲还要骂，阿香倒是眼圈红了，她说：
“这都是我不对，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小少爷穿的是这样。老爷，您也别生气了，让我来想办法吧。”
那是考高中之前的暑假，不必再穿制服。她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些救济品，总算把我的护身铁甲丢进垃圾桶中。
进了高中不久，有一天父亲回家后脸色铁青，我照例去给他换拖鞋，提皮包。父亲理都不理我，冲进屋里，与阿香谈了一会。出来后，不问青红皂白，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我莫名其妙。我还期望阿香来解围，但阿香始终在房里，没有出来。
打完了，父亲没有教训我，走了。第二天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