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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我和远房堂兄志学聊天，谈起这段往事，我认为因为当时得到了“共鸣”，所以度过了难关。
他笑着说：
“你上当了，我们警察教育中，专门有一门对付离家出走儿童的攻心法。你以为那么巧，人人和你一样？”志学毕业于湖北警官学校，对这种事情好象司空见惯。
“我不相信，你怎么能肯定他说的不是实话呢？”
“你们住的那一带都是政府要员，警察当然也经过特别挑选。按照他对你的说法，他十多岁离开家，到现在应该只有二十来岁。松江派出所那些人我都认识，最起码都有三十出头。”
我在台湾尚有位亲舅舅汪泰彦，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因为一直住在乡下，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刚到台湾时，母亲便央求父亲把他从江苏家乡接出来。他来台后，父亲认为舅舅人太老实，又不识字，便叫他留在家里读书，同时替父亲开车。舅舅不愿意，他想外出拜师学一门技术，后来果然成了大厨师。每年过年，唯有他给我的红包最大。
我经常到他餐馆里找他，当然是为了解馋，舅舅总会给我切一盘醉鸡，然后听我诉苦。有一次，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我求他给我找个小工做。舅舅一再劝我，叫我先把书读好，否则在社会上一辈子受人欺负。
这些话我当然听不进去，就凭那个大红包，我认为舅舅比其它的亲戚都神气！舅舅说不过我，后来终于同意了。每当我受到委屈，就到舅舅餐馆去吃一餐醉鸡，顺便打听做小工的事。舅舅总是安慰我说快找到了，下次来再说。
一次一次“再说”的结果，危机度过了，做小工的心也渐渐地淡了。
由于心理的不平衡，我必须找到一个发泄的管道，小说已经不能抚慰我狂跃的血脉，陌生的新环境更显得疏离。最令人心慌的，是身体内无处不在的生命力，刺激着神经，逼迫着肢体，随时随地可能迸发出来。
我已习惯于压抑，大批的救火队员，每天忙碌不堪地浇灌心头的烈焰。学校的课业宛如堆积如山的枯柴，师长的教诲则似山头的焚风，不仅对我没有一点助益，反而风助火势，我这座荒山，日复一日地接受各种煎熬。
由于学校小，教室旁边就是运动场，四个篮球场位于心脏中央。在附中时，我连班队都够不上，只有捡球的份。有一次，连我在内的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偷偷摸摸地报名参加在“三军球场”举办的比赛。目的无他，只因在学校没有机会正式上场，何况三军球场在室内，只要能在里面投一次篮，也觉得不虚此生了。
早就知道会输得很惨，心理倒很坦然，抽完签，第一场对手竟是上一届初中组的冠军文山中学队。结果受惠最大的是我，因为我根本没把去“三军球场打球”当作比赛，也懒得管文山中学是何方神圣。比赛时，我们队上只到了六个人，我则是生平第一次，不仅在“有地板”的球场中足足打了四十分钟。而且居然还有正经八百的裁判、计分员，以及全场一边倒的同情弱者的拉拉队。
我设法向一位任职联勤的亲戚要了个橡胶篮球，那个球有很多优点，每天上学时一定要先打足气，到了放学时必然会漏得又干又瘪，可以塞在书包中。这还不说，如果打完球忘了收走，一定会有同学路不拾遗地物归原主。
有了球，我便和一位同学换了临近后门口的位子。下课铃一响，我头一低，在老师还没走出教室之前，就如轻烟一般，溜到球场，先占地为王。
上课时，十分钟有如终生监禁，到了球场，十分钟简直比打个喷嚏还要快。为了发泄精力，我拼命抢球，抢到了宁愿传给别人，甚至于胡乱丢到外围。我个子虽不高，但因为练过“拔坑”的功夫，一招旱地拔葱，就闯出了字号。
中午才是重头好戏，拜地利之便，我这个“职业球员”一定抢得到球场，于是便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杀戮战场”。
为了打篮球，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耗在球场上，午餐便成为最大的累赘。好在家中无人照料，便当时有时无，端视佣人阿香的情绪和前一天的剩菜而定。我常故意将剩菜扫光，第二天就有借口向阿香要“饭钱”，一天两块钱，可以买两个面包。事实上，两个面包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而言，连牙缝都塞不满。而我也从来没有买过面包，四根棒冰才是真正的享受，既省了吃饭的宝贵光阴，又解决了口渴的困扰。
万一是带便当，那就伤脑筋了，我总会设法在上课当儿，一口一口、偷偷摸摸地把那些吃起来不知是何物的家伙，尽快地塞进胃里。好在同学们渐渐闻惯了上课有饭菜的气味，也因为实在需要有人牺牲，否则中午无球可打，时间可不好消磨！只是，有因必有果，等到时机成熟，报应才到。后来在巴西，我的胃溃疡发作，几乎魂归异域！
光是打球还不够，体力虽然能够宣泄，并不表示心力就有了平衡。刚好这时学校新成立了管乐队，招收高一的同学参加练习。这种事我怎能后人？虽然从来没碰过任何乐器，反正是醉翁之意，学不学得会，我丝毫没放在心上。
当时有乐队的学校并不多，记忆所及只有开南商工，连附中、建中都付之阙如，因此，大家对乐队的认识都很有限。请来的一位教练是国防部军乐队的，但他每个月只能来一两个小时，对牛群哈上一口气。
选乐器时，人各有志，最抢手的是小喇叭，可是吹得出声音的没有几个。再来就是黑管，倒是人人都能让它鬼叫神嚎，无奈管上键钮多多，像毛毛虫一般无从下手。打鼓最容易，立刻有人捷足先登，大珠小珠声如雷鸣。
我选来选去，发现乐器不是被人占住不放，就是上不了手。等到每个人都有了对象时，我还在那里像游魂一样，东晃晃，西摸摸。
有位同学比较内行，他劝我玩指挥棒，说做指挥最神气，但我嫌它不能发出噪音，不过瘾。他说：
“你想过瘾？过什么瘾？”
我也说不上来，只觉得自己精力过剩，坐立难安。他大概是猜到了我的难题，便指着地上一个庞然大物，看上去像个海螺，上面有个方圆尺许的大漏斗，下面蜿蜒着几圈铜管，想来起码有十几公斤重。他说：
“这个叫‘输傻疯’，是乐队的灵魂。可是吹的人一定要有力气，否则游行时，不要说吹，光扛都会扛死活人！”
因此，我选了“输傻疯”，她和我身高相若，扛上肩膀，我彷佛又矮了半截。
输傻疯很好吹，一吹就响，一响就像牛鸣。说是牛鸣还有点自我安慰，根据同学们的评估，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象放屁声。
总之，我很满意这十公斤的伴侣，经常把它擦得泛出金光。太阳出来时，正好欣赏漏斗反射出去的金色光圈。我尤其喜欢看光圈笼罩下，人们躲躲藏藏的德性。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成军不久，欣逢双十国庆。该年适值中山北路陆桥峻工，因此扩大游行，要由总统府到中山堂，绕过火车站，南下陆桥，再回到总统府前的广场。我们学校因为有了乐队，便成为台北各中学的魁首，被指定为“前导”。这简直是莫大的殊荣！我们一边加紧送气，一边幻想着全世界的眼光，都向我们行注目礼。
老实说，那场面着实寒酸得紧，我们乐队只有两只小喇叭、一只中音喇叭、一只低音喇叭、二只伸缩喇叭，再加一只黑管、大鼓、小鼓和我这巍然耸立的又傻又疯！今天台湾任何一个小乡镇的送葬乐队，都不好意思以这种阵营露面。然而人比人气死人，据说师大附中和建国中学跟在我们后面，还都觉得汗颜哩！
虚荣的代价，只有生活在虚荣中的人才能体会，我们在初试啼声之前，只会两首曲子。一是国歌，一是升旗歌，所谓“会”是指吹得出声音来，离不离谱全靠自由心证。只有保证不缺的，就是黑管失控时的高八度装饰音，和大伙上气不接下气的休止符。
游行时总不能老吹国歌吧！要练进行曲，如何练？在哪里练？成功中学小不丁点的，即使在马路上吹，教室里也不得安宁。我们被各班同学咒骂着赶来追去，跑遍了每个可能的角落，却始终得不到知音。后来，我们进军到对街台大法学院的大操场去，想不到连那么高级的学府，对我们的音乐也不能领教。
不得已，我们毫无选择，打算吹升旗歌应卯。刚巧那时“琉磺岛浴血战”正在上演，一首美国海军的起锚歌，人人能够上口。还要练什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