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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扫地、擦桌子的要求和军队中内务检查差不多，我随时检查，随机查看，只要有一次两次不合格，我就会劝他不要再学下去了。
教学生要有原则，同是传道、授业、解惑，也要把“道”清清楚楚地宣示明白。我将“白鹿洞书院学规”刻了一面座右铭，作为我教学的指针：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学者学此而已。
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
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在新店时，最多曾经有十多个人跟我学习，就像夫子所说的“有教无类”。可是我不收束修，成立了一个公司却又不事生产，人一多，便难免开支浩繁。每个月的生活以及营业税金，总要十几万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次来都兰，经过了筛选，只剩下五位。有王传宏，封家麒，刘金福，沉德昌和沉冰玉。此外，谢振孟仍住台北，他一时无法离开工作，便每周坐火车来台东上课。
学生们来来去去，我没有速成的计划，也不打算教导一些应景的工匠。我们固定每周上一天课，举凡生活琐事，家国大义都是俯手即拾的课题。但是有两本经书，却是我教学的入门概要，那就是《金刚经》与《六祖坛经》。
在大陆上，我教学三载，由各种观念入门，结果是失败了，学生们私心仍炽。这次我以《金刚经》作为“认识”的主题，让大家能充分体会到个人生命与群体生命的依存关系。《金刚经》是纲领，讲完了便讲《六祖坛经》。《六祖坛经》是细目，一点一滴，无不射向人的私心。即令学生们一时还不能明心见性，也要心中有觉，念中能悟。
佛经讲完了（在新店开讲，到台东讲毕，共讲了一年多），就开始老子的《道德经》。我一边讲，一边准备讲义，后来由时报出版，即《老子止笑谭》。
这时，为了协助叶乡长建设地方，我们向台东政府提出了以发展软件工业为主的“都兰计划”。不料这个计划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一时之间，我们又成为新闻人物。
我很清楚，在台湾，计划永远是计划，人人所问的都是“牛肉在哪里？”谁会关心如何养牛呢？可是叶乡长是位可敬的有心人士，我之愿意来到这里，接受他的协助，正是因为他是个有心人。事实上，对任何养牛的人，我都保持着几分敬意。
我住在都兰两年多，我们仅互相请吃过一次饭，平时很少来往。我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客套，但是也要有这种有远见、量大气宏的识者！不论怎样说，我是免费住在他的家中，而他们一家人却不得不挤在街头狭小的房子里！
媒体曝了光，各种奇怪的报导都出笼。有一天，院子里出现了一位脚踏拖鞋的老外。他名叫艾迪，太太是中国人，已在都兰定居多时。
他是法国人，以往做过律师，后来因与雇主意见不合，退出了是非圈，开始追求人生的真谛。他到过印度学佛，也曾在斯里兰卡学中国针灸，并曾主持过一项国际性的针灸会议。他有心于中国文化，但除了吃中国饭菜（他还是最喜欢法国菜）外，还想学中国语言文字（写有国中生的程度，听则不及小学程度），却不知如何入门。
为了他，我改用英语上课，也正好乘机学学英语。
艾迪非常用心，由于我们的讲义还是中文，他不得不在上课前勤查字典，下课后回去整理笔记。其实他对语言文化的追求倒在其次，主要还是人生的问题。回想当年在巴西，我也曾与那些西方的知识分子，共同徘徊在无所适从的人生边缘。
自从十九世纪，科学界宣称上帝死亡以来，西方崇尚人文的知识分子，既难从《圣经》中寻得源头，又无法接受物竞天择的残酷事实。科学是一种有效的实验方法，不幸的是，人类却不是理想的实验对象。
心理学兴起了，可是就像太早摘取的葡萄，入口还是酸涩不堪之际，人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它迎进了科学的殿堂。佛洛依德的梦境原本是一种人体的潜意识现象，过于重视的结果，早期心理学便成为精神分裂的前驱。
在哲学上，几千年的唯心、唯物之争消声匿迹了。在政治上，资本主义与共产思想分据了地球上的政治实体。但谁都没有想到，真正改变人类社会的却是地球表层之下蕴藏的大量石油，能源加速了生产，生产催化了经济。几乎在一夕之间，这个世界由物质的泛滥，感官的迷醉，急剧地迈向知识爆炸，导致信息时代的崛起！
人呢？一个新知接着另一个新知，一波的变化又引起另一个变化。人宛若一叶丧失了方向的扁舟，无助地漂浮在无边的大海上。勤劳的学者好不容易在早上有了一点心得，还没有等太阳下山，新的事物又呈现在眼前。
性解放了，学校家庭成为理想的实验室，保险套变成了五彩缤纷的气球。夫与妻不时讨价还价，男与女眼波一转即共效于飞。以往曾是十恶不赦的犯罪模式，现在连中小学生都在“学而时习之”的校园中，集体玩起了各种成人游戏！
失去了神秘、憧憬、追寻的过程，性还剩下什么呢？男人女人，大人小人都力求在自己的感官中，追求那永远得不到的谐和共鸣。身边一个一个的伴侣不停地换下去，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的私密越来越少，少到身心都淡淡地，薄得如同一层六月的水汽。
政体自由了，在重商的导向下，自己至上，金钱第一。每个人都高举着自己的诉求，只有自己才代表真理正义。利益既得的国家捷足先登，占有了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又藉技术、专利、资金等扼制了后继者的商机。更狠毒的是教育，美其名为培养人才，实际上却吸收了落后国家的人才资源，给他们洗脑，赠送他们自由竞争的观念。最后，穷困无能的国家永远不能翻身，任由强者为所欲为。
在资本挂帅的巨纛下，利益就是力量，力量所至，金石为开。在同一社会中，没有力量的弱者就变成了博物馆中的样本。嫌贫爱富的新贵族们在“人权”、“自由”的巧妙伪装下，国家民族的观念荡然不存。
思想变得虚无了，没有一个人能批判别人的对错，音乐、艺术、文学无一不是以商业利益为追求的目标。而最容易达到目的的手段，便是先利用媒体、宣传颠倒是非黑白。等着社会大众丧失判断力，最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时，成者自然为王！
是谁最容易丧失判断力呢？当然是社会上最不具判断条件的人。一种是白痴，他们也不需要判断，另一种则是儿童、青年，他们除了学习、模仿外，根本不知道如何判断。于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扬弃了“理性教育”，代之以“爱的教育”，居然也蔚为时尚。在新教育下，放纵一无所知的青少年的感性，鼓励他们唯我独尊的私欲，自由思维、自由抗争，最后一个一个都成为物欲世界的忠诚仆人！
因为人性的特质，人在判断力形成之前所经验的一切，就是他们适应的基础。当一个社会上，成年人唯功名利禄是问，青少年自然以生理感觉挂帅了。这时野火方起，想控制火势尚且不及，再一煽火加油，立刻燎原。
家长有钱，青少年口袋当然不空，有了钱，唯一的乐趣就是购买。既然没有判断能力，分不清事物的好坏，行事也就全凭印象。广告最多者，印象必深，销售也越成功。于是，一种新的广告文明诞生了，其特色是只重包装而忽视实质。在广告文明下成长的青年，大脑中除了声光色相，其它的一概不知。
这并不表示说，他们相信广告，事实上，他们什么都不相信！他们也是广告的产物，举凡接触的环境，学习的对象，认知的事物，生活的指针等无一不是精密包装下的商品。他们不能缺乏广告，那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孔道，也是他们即将投入的远景！
这种现象与在威权统治下成长的青年，情况又有什么分别？不同的口号，不同的利益分配，不同的手段，但是同样地洗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