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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决定先把自己的看法收在一边，暂不作主观判断。
“你知道明天的欢送会是为了什么？”
“不知道。”
“是要用你的声望，让社会大众知道，天显宫不是一个普通的寺庙！所以你要详细交待你和五显大帝结缘的经过。而且必须强调你的抱负，不妨大胆地说！”
第二天，我换上了庙里为我订做的高级西装，上面有两排金光闪闪的钮扣，襟前别着大红大紫的鲜花，我终于也沐猴而冠了！
会场是中式的宫殿装潢，古色古香。天显宫的国乐团在一角演奏，弦音处处可闻。宫里的执事人等，都穿上了整齐划一的制服，男士们是藏青色的西装，女仕则是淡青色的旗袍，在人群里穿梭来往，充作会场的招待。
熙来攘往的贵宾，绝大部分我不认识，交换名片，互道景仰。我仍旧心在丛林，静观潇潇风起，任凭落叶飞舞。在人群中，有一位中年女士拦下我说：
“沉红莲是不是新竹女中毕业的？”
“是的。”这话问得唐突，我答得简要。
“能不能叫她过来一下，我可能认识她。”
我把沉红莲叫过来，她们一见，互相凝视半响，沉红莲突然说：
“沈校长，您也来了。”
“是的，听说是你，我心里好高兴。”
原来她是新竹女中的前校长沈雅利女士。沉红莲国中毕业后，考上了新竹女中，但因家境不好，准备进入新竹师专就读。竹女开学后第三天，沉母考虑再三，又决定送她去读高中。照一般惯例，这种情况学校不可能接受。
沈校长刚上任，一看沉红莲的成绩，决定破格录取。所以沉红莲对这位校长一直感激在心。更巧的是，她的先生原是吴龙雄先生的旧友，也是“美之城开发公司”的董事！
该我演压轴戏了，真有天命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探索我所追求的真相，我做我应该做的工作，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切实地交待了与大帝公结缘的前因后果，并且大胆地当着数百位各界来宾，尤其是计算机界之前，我宣称在“五年内发展出中文自然语言”。而且为了表示我的信心，还加了一句：“做不出来，我将自杀以谢天下！”
当这本书出版时，五年已经过去了，我还没有自杀。我没有必要辩解，但是真相就是真相，中文自然语言的观念完成了，实现的技术已经证明了，资料也在计算机中了，所差的只是产品。但是，要我做产品的“天命”还没有下达，我能动手吗？
回到两仪，正想好好将聚珍完成，却隐隐感觉到有一阵暗潮在酿酝。工程师们并不很热衷于修改程序，我交待的进度完全脱节，在彼此言谈之间，也似有一层淡淡的雾翳。
张继克告诉我，园区认为我迟早会走，已经安排了接班计划。工程师们却提交了一个报告，认为如果我离开了，一切都应交给他们掌管。王总一看计划，气得大发雷霆，这一来，士气低落，人人无心工作。
我能说什么呢？当然我有办法令他们振作，但我能留下来吗？看样子，大帝公随时可以一句话就把我调走，今天已经闹僵了，以后还有指望吗？
果然，大帝公叫我随天显宫的考察团去越南。我不去还好，去了以后更是怀疑大帝公的意旨。如果仅谈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与生产，我的确可以大展鸿图。要走这条路，十多年前就不会与宏碁分手，以今天宏碁的规模与地位来看，我不是早就成功了吗？
我的长处绝非计算机，大帝公怎么会不知道呢？是的，祂知道，我知不知道呢？我如果也知道，还能够等因奉此，放弃理想，改节去做顺民吗？
越南人不用中文，也没有人懂中文，技术无国籍，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生根。文化则不然，一个连中文都不用的地方，我怎么去教他们将中国文化思想转化为计算机结构，让计算机成为一具了解且能运用中国文化的事务机器？
我在越南拍了一些录像带，回到两仪时，特别播放给智能小组成员看。我自己并没有决定是否要去，但我多少希望知道这些跟我学习了两三年的高足的高见。
王姝首先皱起了眉头：
“这种穷不拉机的地方，我不去！”
其它的人没有说话，但是我也看得出来，他们到深圳的基本动机就是来谋取荣华富贵的。就算在我这里日夜学习，所图的也不过是更大的机会。去越南干嘛？饱经战火蹂躏，创痍处处，条件连内地都不如，为什么要去？
我解释说，如果要做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能做，不做就是！”这就是我想知道的结果。
过去的教育显然失败了，他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也不过是一条登龙快捷方式。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他们“无私无我”，为人类服务，如今证实也只是耳边微风。
我承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可是面对这三年投入的苦功，造就出眼前这几位似是而非的精兵，我还能有另一个机会吗？
台湾的聚珍出了纰漏，国荣没有照我的意见送给学校测试，反而大张旗鼓，大卖特卖。产品中毛病百出，人人要求退货，我气急败坏，连忙赶回台北。
刘世文向我诉苦，说吴先生找了一位资策会专家来做顾问，坚持说产品马上可以卖。那位顾问的意见是，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软件，像这么好的东西，不马上拿去赚钱太可惜了！至于有瑕疵，一边卖一边修改就是！
刘世文争不过大家，找了谢振孟来负责销售。谢振孟是员猛将，他什么都能卖。在我回台湾以后，正待发展文字辨识软件时，他居然把邮政总局的工程师找来，大家煞有其事地开会，讨论技术问题。只有我觉得不能入港，追问之下，他们说：
“谢先生说，你们已经把中文的手写辨识做好了，我们邮政局的自动检信机就是缺乏这种软件。”
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首先，我们在做的是印刷体的中文辨识，手写辨识难度更高，要等下一次再做。虽然手写线上输入比较容易，但却不是你们要的。”
“这有什么分别呢？”
“印刷体比较工整，扫瞄的点阵可以转换成为向量资料。信封上多半是手写的文字，笔画歪斜潦草，一转成向量，就难以辨认。但是作线上手写输入，笔画本身就是向量，所以反而简单。由于我们人少，目前只有沉红莲一人能做，所以我告诉谢振孟，叫他研究一下，看先做哪一种产品对我们比较有利。”
“我觉得邮政局这个案子最有利，因为他们有经费，可以先付款。”谢振孟说。
“可是这案子的技术难度最大，我没有把握什么时候完成。我也不相信邮政局愿意出钱资助我们发展一个没有完成的产品。”
正因为谢振孟是个好销售员，所以吴先生信心满满，不顾刘世文的反对，就此草率地将聚珍推出上市。
“吴先生还说，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懂生意。”刘世文说。
“完了，什么十全十美！这个产品根本没有完成！老吴什么都不懂，你应该坚持呀！现在怎么办？商誉一损坏，是再也救不回来的！”
“我有什么办法？吴先生根本不接受反面的意见！”
吴先生曾一再保证一切由刘世文负责，我问吴先生，这事是谁作的主？
“朱先生，是大帝公要我卖的呀！大帝公说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世界上哪有没有完成的软件能卖的？”
“你不是很有办法吗？”
“我没有这种办法！计算机软件是很复杂的产品，不是货物出门就了结了，要有熟练的工程师去训练使用者，要有足够的手册、教学资料，更重要的是产品的品质。国荣一项都不合格，起码也要筹备一年半载才行。”
我犯下了另一个严重的错误！聚珍已经走进历史了，至少在台湾我已经无能为力。或许吴先生才是对的，他是奉了大帝公之命，我且看大帝公怎样说。
大帝公要我训练国荣的工程师，暂派封家麒去大陆跟我学习。同时命令我把大陆的工作结束，明年回台湾，等国荣的经营上了轨道以后，再去越南。
我深知人生有得有失，分明在祭坛之前，必须有所牺牲。我要了解人生大道理，就不要希望兼顾事业。聚珍如果成功了，大不了市场上多一套国人制作的软件，或许还多出现一家股票上市公司，然后呢？
聚珍是我奉献的牺牲，为了了解神只的真相，我把聚珍送上了祭坛。聚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