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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能算发明吗？”
“回纹针是发明吧？”
他想了一会，又茫然地望着我，一脸无辜的样子，我说：
“中国人以农立国，传统社会很重视团体的和谐，由于生活安定，很早就有了分工的制度。刀有刀的用途，只有几种人可以使用。为了避免在进餐时用刀，便预先在烹调时切细切碎，在吃的时候只要用简单的工具送进口中就够了。”
“但是用筷子很不卫生。”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文化特性了，卫生与否是主观的成见。比如说，西方人一见到亲戚朋友就接吻，连对方的唾液都肯吃，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接吻不卫生呢？”
“那是爱情呀！为了爱情，人愿意牺牲的。”
“对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中，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个人必须爱这个团体。如果有缘在一个桌上吃饭，却连彼此筷子上的口水都嫌，还能谈和谐相处吗？”
他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
“这样说，任何事情都有个原因的啰！”
“是的，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认识前因后果。”
“可是我能学习吗？”
“我建议你先照你的计划做，如果生意可做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做不成，你不妨回来这里，听听我讲的课。”
“可是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
“大概是你爸爸没有讲清楚，我不是计算机专家，我是研究文化的，计算机不过是我的工具。不幸因为没有中文计算机可用，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做，如此而已。”
他去北京跑了一趟，不到两个星期又回来了，说：
“你说得不错，现在没有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我来跟你学！”
他是我的弟子中，对我的训诲真真正正一丝不苟的执行者。他拒绝了因外国人身份而有的特权，甘愿与其它人一同住在单身宿舍中。他的薪金也与大家一样，大约两百多人民币一个月。更可贵的是他除了香烟钱，剩余的全数捐给伙食团。
人如果不能自我控制，能量就很难发挥，我教学的第一课，就是自我控制。我要求每个人每天做三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以资练习。此外，我认为不论做什么事，必须有意识地去做，只凭本能和习惯，那和行尸走肉没有分别。
有一次，我见到万华德的香烟只烧了一点，就丢到烟灰缸里，我问他：
“为什么你的香烟没有抽完？”
“因为我发现刚才抽时只是无意识地习惯动作，所以决定不抽。”
他又指着烟灰缸里两排长长短短的香烟头，说：
“这是有意识抽的，那是胡里胡涂抽的。”
园区的宿舍分两种，一为四栋四层的公寓，就在办公室旁边，多为干部所住。另一为统舱式的单身宿舍，高达六层，每间约有二十到三十方公尺。
我住在第一栋公寓的二楼，比起我在台湾的住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有一点却令我难以忍受，公寓没有装设电铃，或许他们几十年来已习以为常，根本用不着电铃。要找人时，每个人就扯开天生的金嗓子，非喊到四山响应绝不休止。
待人被喊了出来，山歌大赛于焉登场。宛如热带雨林的实况录音，但闻吼猴互吼，鸣禽乱鸣，虽百里犹可闻。有时在东家高西家低之余，又有第三部、第四部和音加入。那种传统“大杂院”的乐风，委实让我这山野俗夫难以领教。
我们工作繁重，中午休息的时间极为宝贵，有好几次我忍无可忍，一声狮吼：
“吵死人啦！”
所幸我练过歌剧，也练过内功，一股丹田之气，往往震得整个园区回音荡漾，久久不歇。由于我的恶名昭彰，碰到大人还算管用。万一是几个初生之犊，那就不管有理无理，非得劳动我的大驾，找到家长不可。
为此，我订下一诫，绝对不许我们部门的员工大呼大喊，要找人，上楼去！
除了我以外，园区还有一霸，就是驾驶同志，据说他们的地位至尊，连总经理也不敢稍有冒犯。刚到园区来，我就领教过一次，那是园区派了一部专车送我回长城公司去。因为粥少僧多，派车不易，一下子就挤上了好几位搭便车的。
车行到城内，有人要下车，司机同志很不情愿，口出恶言。又有人希望能绕点路，司机同志就火大了，车门一开，把那人赶了下去。
我是要回长城的宿舍，司机同志没搞清楚任务，径往长城公司开去，我忙说：
“我要去长城宿舍，请在这里转弯！”
“去你的！我管你要去哪里！”
我也火了：
“那我不坐你的车可以吧！”为此我们自愿下车，足足走了半个钟头。
我们的篮球场就在办公室的旁边，由于空间大，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停车场。司机同志们从来不认为有车让人的必要，不看有人没人，开着车就在场中横冲直闯。好几次正在专心打球的人，几乎变成轮下冤魂。
没有人管，我便出面交涉，那些司机同志们其凶无比。有一次居然开车向我撞来，我站着文风不动，把马步一摆，丹田真气贯运全身，心想：“运功千日，用在一时”！且看我的气功到底练得如何？
到底是我的气盛，司机胆怯了，打球的朋友也一拥而上，几乎要痛揍他一顿。
我的凶狠出了名，人人侧目，却也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俗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如果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环境，我的观念就不完整，不可能认识到人心的真实。只可惜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些纯洁工人的真面目，所以才会有那些幻想。
我看到园区垃圾遍地，便发起员工“见到就捡”，我在场时自毌庸说明。我不在场时，则只有万华德一个“傻真人”，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见到就捡。
由于年轻，万华德当然有不少毛病，他了不起的地方，是知错必改。比如说他每天早上都起不来，这是多年懒散积习所造成，一时非常难改。
我在园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自任教练，每天六点半开始练习。万华德球打得不错，但早上起不来，经常缺席。我灵机一动，便叫他做教练。他很认真，把美国学校的那一套搬来，从基本动作半蹲走路教起，运动量非常大，队员们个个叫苦连天。
最初，每次练球都要队员们三催四请，他不论多惭愧，就是起不来。最后我只好用苦肉计，亲自到他房门口去等，等了几次以后，他果然再也不迟到了。
他的不修边幅也惊动了王总的大驾，王总夫妇很欣赏他，有时会邀他去打一餐牙祭。他那一身衣着不仅是不合体，而且是又破又脏又臭。那还不说，他足下一双球鞋已经穿破了底，他用些报纸垫在洞口，照穿不误。
王总可下令了，摇着头，对他夫人说：
“老赵（大陆的称呼法）！这太不象话了，你怎么看不见呢？”
“哪里？我这还比不上你们文化大革命又红又专呢？”万华德很懂幽默。
“什么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了！”
“可是我们老美才开始流行这样。”
“别！别！老赵，别理他，赶紧给他全身上下重新包装一下吧！”
衣服倒是好解决，麻烦出在他那双天字大脚，跑遍了深圳，没有他能穿的字号。最后还是麻烦陈金耀由香港进口一双，才得摆平。
万华德为了帮助同事学习英语，每周六晚上有二个小时的课程，其中包括了电视新闻、小说以及人工智能的相关资料。有一个周末他母亲从美国到香港来玩，他便提前在星期五上课，他不知怎么的讲起马了，因为不会分公母雌雄，只听他“男马”、“男马”个不停，下面的同事也不好意思更正他。沉红莲正在里间工作，听了一会儿，忍不住走了出来，对万华德说：
“你什么时候去香港看女马女马？”
另外有位小何，他的父亲是暨南大学的教授，动用了不少关系才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学习计算机。小何很喜欢踢足球，是园区的足球王。由于我们的工作、学习时间排得满满的，连星期天和假日都有学习的课程。（早上虽是运动时间，但无人踢足球。）
为了平息他心中的欲念，我与他约法三章，要他三个月内不踢足球，过了这一关，我便教他写“表格处理”的软件。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一个星期下来，每当他看到圆圆的东西，便心上脚上都痒痒地，痒得难搔。
小何苦不堪言，有一天下班时间，刚吃完晚饭，我见到他在篮球场踢球。他也看到我了，但却神色自若，照踢不误。晚上上课时，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