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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旅-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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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则不是我能决定的。
  目前我该怎样自处呢?王之很支持我,但他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班底,我不能坚持己见而累及他与属下的互信。试着说服他们,那是做梦!连台湾那种环境,我都落得戴上了红帽子,在这里我又算哪一号?
  我想去四川,因为邓先芙对我说过,她先生在成都一个资料中心工作,只要我愿意去,要多少学生都可以。四川,那是我儿时寄居之所,也是我少年时期幻思徜徉遨翔的圣地。峨嵋、青城,直到如今在我心中仍然历久弥新!
  病情好转后,我先去科技工业园,找到张翼翼和王允实,告诉他们我的近况。他们知道我回国工作,非常高兴,带我参观园区,各处介绍了一下。
  长城公寓的潮湿,令我一想到就心有余悸。而科技园区位在市郊,各种建筑宽敞明亮,宿舍就在办公室旁,其间还有个篮球场,正是理想的工作环境。
  没想到国内已有这种条件,我看了羡慕不已。张翼翼很能察颜观色,他立刻把握机会,说他们虽然号称高科技园区,却还没有一家从事计算机软件的高科技事业。他希望我兼作园区的计算机顾问,指导他们一些基本观念,好开拓这方面的视野。
  我听了颇为动容,可是没有交通工具,两边跑很不方便,王总同意调派专车接送,约定每周三次。后来我征得王之的同意,干脆住进园区,变成每周去长城三次。最后由于无从施展,就把长城的工作辞了,只剩下对王之的盛情,至今还没有报答。
  园区为我成立了一个计算机研究室,调来一位姓丘的副理和一位叫杜涓的女孩帮我筹备。杜涓是我同乡湖北人,长得面貌清秀,身材匀称。人也精明强干,只是个性倔强,泼辣起来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真是道地的湖北姑娘。
  丘副理原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化学,后派来此地负责规划,他是典型的书生,对很多现象都不满,却又充满无奈感。一提到国家的落后,他就怪罪文化大革命,气愤不已,认为那种无知与愚昧的运动真是祸国殃民。也许是看得多了,后来事实证明,这样一个怨声载道的书生争权夺利起来,更胜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
  描述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很多,尤其是各种伤痕文学作品比比皆是。我也一直在力求了解,为什么这种畸型的运动会发生在中国?而且是这个时代?
  从各方面的观察中,我得到了一点结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时代的悲剧性:数百年来西风压倒东风,二十世纪的物质文明,挟着无比的优势席卷世界。共产主义揭起了反抗物欲的巨纛,中共则变本加厉,想借着这股政治力量,重振国家的尊严,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
  二是毛泽东个人的执着:毛成功地将极少数人的理想化为国家统一的力量,其成就在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他深悉权势必然使人腐败,想利用不断的革命,不断地激荡整个社会结构,使之永远保持动态,以免沉淀物产生。
  理想主义者最大的通病是本末倒置,他们不了解人性,不思改变“不理想的人”,却去塑造“理想的环境”。不错,沉淀物将变成渣滓,可是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渣滓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实际报酬。在没有人能得到报酬时,革命的动力就瓦解了。
  三是中国人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这里指的是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模式。中国人长时期养成的习惯,就是做个高传真度的扩音器。当毛泽东以他绝对的权威登高一呼,全国热烈响应,然后盲目地集体行动。有人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那正是因为中国人太愿意相信别人,上当次数太多,才产生的疏离感。
  社会性的动物完全依赖群体生存,只是人是有“心”的社会动物,信赖与自利这两种心态,就像钟摆一般,在人心的两极端之间摆来晃去。中国人之不同于西方人,是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圣贤,他们的能力与智能后人无法企及,他们的品格更是令人高山仰止。也就因为如此,人人期望别人成为圣贤,好减轻自己心灵的负担。
  法国的智者伏尔泰就深知个中三昧,他认为这世界上如果没有上帝,人也要设法创造一个。在中国,圣贤就是上帝。
  四是人性的私欲:私欲是生命的特征,原系维持生存的动力。人将之发扬光大,利要大利,存要永存。当这种观念酝酿于人心中,眼看就要实现之际,人心必然泛出火花,是为兴奋、激动。如果有一群人都被激励了,人心在共鸣之下,会一直挺向高潮。
  电磁波是变动不止的,各有各的频率。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如果令能量不断地激荡,其频率不断地修正,最后会变成频率一致的超高能量,即是激光光。人也有能量,在一个人口众多、诸心动荡的社会中,只要一个有利而响亮的口号,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认知去勾勒,等激荡到某一个程度,一股难以遏止的能量便涌现出来,遂成为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以群众运动起家,对自己的操纵能力很有信心。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善泳的人常溺于水,玩火的人总有被烧的一天。毛泽东这场火烧燃了全中国人的心,理想变成狂暴,狂暴聚成毁灭的力量。
  几十年内乱的结果,人心思安,干部们满足于沉淀的收获。只有人世不知的黄毛稚子,精力正待发泄。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眼见手触的都焚为废墟。十年的时间,十亿的人口,千百年以来的文化浩劫,又何尝不是人性中隐藏的一个基因?
  我个人的感想是这种事迟早会在人类社会上发生,就如同阳光一般,生命需要它,把它捕捉后贮存在自己体内。生命体死亡了,能量开始转移,成为另一个生命的能源。能量一天一天地累积,由少而多,多到地面无法容纳时,便沉潜到地底成为石油。
  有一天,地底累积的能量被发现了,人们开始大量地应用,那种爆发的力量就是群体的贡献。人不知满足,却自认有能力控制。于是人们肆无忌惮地大肆浪费,认定经济的繁荣就是人生希望所系。这种认识与毛泽东的理想又有多少分别?人类建立的基业很脆弱,太阳累积的能量也有限,难道我们一定要看到不幸后果的发生吗?
  毛泽东的愚昧只是人性本质的警讯,人类文化巨流中的一段惨痛记录,其损失再大,也不过一两代中国人所背负的十字架。人只要继续贪婪下去,硬把自我的私欲当作理想,地球总有一天面临毁灭。今天我们责难毛泽东很容易,又有几个人反躬自省,想想有朝一日,当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崩溃的时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
  这种巨变之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受害者,其教训之深痛,在中国不可能再发生第二次。但是在那一次强烈的爆发下,人际关系、制度信念、人生意义都已经崩裂四散。且其余震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慢慢地弥合为止。
  我看到的正是这场灾变后的余烬,我也看到了置身事外幸灾乐祸者,在多方面的比较分析下,我不禁为人性之愚昧深感哀恸。就像路上有车祸发生时,伸出援手的人不多,围观的群众却深怕错过了精采的镜头。显然这些教训并不能使人多增一分宽容与慈悲,更免谈由此深思检讨。似乎人性中尚保存着亘古以来的兽性,那种舔吸牺牲者鲜血的滋味,油然从齿牙缝隙中溢出,一个一个馋吻大动!
  工业园给了我一间办公室,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计算机、没有员工,我们如何工作呢?我想到了在香港办电子杂志的陈金耀,他曾经卖了几万套汉卡,多数是卖到大陆内地。我相信他对国内环境很熟,便找他来商量。
  多年没见,他一点也没变,圆圆的脸庞,还是带着令人难以拒绝的笑容,啤酒肚子也依然挂在不成比例的腰下。他喜欢说话,一开动就煞不住车,每一句话他都要三、四次才能说清楚。可是,在这不惹眼甚至可笑的外表之下,却是精明的头脑,独到的眼光。
  当年我们正在推广汉卡,台湾的五家权利都卖了。一天,林维江领着一个人,说是海外的传播媒体,要来采访我。
  老陈操着广式国语,自我介绍后,问了我一些问题,突然说:
  “朱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投稿到我们杂志上?我是说你的看法很深刻,我能了解的不多,怕写不好,还是你自己写比较真实。因为我们的杂志程度很低,在香港大家只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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