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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旅馆休息时，服务台打电话上来，说楼下有位我的亲戚来找我，我请他代为拒绝。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来此，更没有什么认识的亲戚。上次我到北京来时，曾经有位香港的商人冒充是我的表弟，到四机部大做生意。所以一碰到这些事，我宁愿得罪人也懒得答理。
不料那位“亲戚”很坚持，竟然找到我的房间来，服务人员阻拦不住。我开门一看，服务员旁边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和一位绅士。我遍搜枯肠，始终没有一点概念，不知是哪门子亲戚。那位妇人看我一脸神情茫然的德性，便说：
“你是朱先生吧？我是先芙，蒋祥嘉的表姐。”
听她满口的四川土音，我才恍然大悟，是邓小平的妹妹！我忙向服务员道了谢，解释说，的确是我的亲戚，同时将他们两位请进屋来。
“蒋先生说你很爱国，很想回国为祖国效劳，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你。”
“不敢当，我是受到蒋先生的感召回来的。”
“爱人在哪里？有几个娃娃？”倒底是女人，最关心的还是家事。
“爱人在美国，有一个娃娃。”爱人两个字很不顺口，入境随俗吧。
“娃娃多大了？”
“十六岁，读高中了。”
老实说，我不敢相信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居然就是中国头号强人邓小平的妹妹！她穿著一件灰色的短上装、黑布长裤，头上是清汤挂面似的齐耳短发，脚上穿著一双布鞋。由她说话的态度以及我们交谈的内容来看，她完全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而且执着于家庭、亲情，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妇女。
她对我的生活垂询甚详，由于我的四川话还没忘掉，谈起往事时，真好象是亲人一般。我们谈到很晚她才离去。临走时还一再吩咐，有事可以找她。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统战部的接待人员，他们听了，摇头不信，说一定是骗子。因为以邓小平的身份，他的妹妹不可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出来。
我不认为是骗子，但心底未尝不在怀疑，邓小平的妹妹怎么会这样平实？我过去所接触的任何人，只要有三分地位，就必然有七分排场。我相信物以类聚，人以气集，她果真是邓小平的妹妹，那邓小平不仅是个政军奇才，更是一位品德高尚、志节出群的伟人。
统战部的人打听了一阵子，回来对我说，那位邓先芙真的是邓小平的妹妹。而且早年就加入共产党，参加长征，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但是生性不喜欢拋头露面，所以外界知道得不多。言下还很有些遗憾，错过了见识这样一位大人物的机会。
至于中文信息会议的过程，不外一些应酬文章，乏善可陈。我已事先讲好，把座位安排在大陆各界专家这边，上海科委的刘建民也在座，我们曾在美国见过。他大感詑异地问我，是什么单位接待我的。我告诉他是统战部，他立刻向大会抗议，因为他认为我是他邀请的客人。
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我的邀请函果真是上海科委所发的。领事馆交给蒋先生，而蒋先生没弄清楚就通知统战部接待我。到了北京，统战部又认为我是计算机专家，便把我带到四机部的电子计算器局，成为局里的贵宾。
原来不过是场误会，我答应再去上海，也讲学一个星期，这才把事情摆平。人生的机缘很难说，如果先去了上海，打字机可能付之生产了。缘在美国见面时，刘建民就看中了那部中文打字机，一听说我送给四机部，他失望得只是说：
“可惜了！太可惜了！”
“不会吧，我看他们也很重视。”
“你等着看吧，北京都是些做官的人，绝对看不出打字机的价值！”
我回到美国不久，突然有天半夜，电话声响起，那一端竟是联合报的记者！他开门见山的问我是否去了大陆，我承认是去开中文会议。他又问是否打算回大陆工作，我则老实告他，目前还没有计划。
过了几天，台北公司的同仁寄来一份联合报，上面报导了我去大陆的越洋专访。同时又附上了一份旧的，那是在我离开台北的第二天，报上说我经营公司不当，欠了几百万的债务，最后只好一逃了之。我看了只觉得好笑，报纸的可信度不过如此，连当事人都搞不清楚，一般读者到底能知道几分真假是非呢？
我开始在雷达公司上班，先把雷达的软硬件作了一番通盘的认识，然后再来研究应该如何动手。一研究之下，发现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操作时人所看到的讯息都在一个“雷达绘图装置”上，也就是一个专用的监视器，只要能将显示的讯息改为中文，就一切都解决了。
难的是硬件及软件都要能配合得恰到好处，所幸我早就想过这类问题，我的潜意识随时随地都在设法把看到的英文改成中文。
我先研究硬件，发现监视器中的英文字符是7*15大小，这样两个英文字的空间（15*15）刚好可以凑成一个中文。此外其英文字符贮存的方式，是以ASCII 顺位连续烧在一片只读存储器中。由于雷达专用术语不多，沉红莲负责将之译成中文，而且限制在九十六个字以下。我只要再重烧一片中文字形，再将程序中的英文改成所译的代码即可。
但是为了找寻显示英文字符的程序，花的功夫可就大了。程序部的经理自诩他们的说明文件准备得极为充分，所以程序一看就能了解。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美国，软件程序员流动性很大，那些程序早已换手多次。而几位现职程序员，花了三天的时间，一直搞不清在那成叠的文件中，什么是什么。
我等不及了，决定从头找起，我写程序一向都要求精简，沉红莲戏称我为朱 3K 。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美国人写的应用程序，其臭其长几乎叹为观止。当我告诉他们希望有一份打印出来的全部程序时，那位经理面有难色，问我说：
“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当然越快越好。”
“快不起来，因为这个程序印一次要好几天，要好几箱打印纸。”
“好几天？程序倒底有多大？”
“大概有两三百万个字符？”
“两三百万？不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吗？”因为汇编语言最精简，我写程序到今天，全部加起来还没有写到三万个字符。
“那么只印控制监视器的那一段如何？”
“怎么印？天知道那段程序在哪里！”他不禁恼羞成怒，一肚子怨气都倾了出来：“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英文呢？我们做什么，你们用什么，省掉多少麻烦！”
最后只好由沉红莲与我自行动手，幸亏上次她为神通改写中文字库时所用的系统就是眼前这一套。沈红莲一段一段有耐心地调出来，一段一段仔细地检查，找了一个多星期，只把有可能的几个档印了出来。结果印出来的程序，几乎有一个人高。
我一面检查程序，一面感慨万分。这种程序可以说完全是垃圾，既无章法又无结构，大量利用一种美国人最骄傲的宏 （MACRO）形式，无限量地浪费宝贵的时空资源。宏形式原来是很好的构想，有些不断重复的手续写起来太繁琐，利用宏指令，程序员只要设计一次就可以随时取用。可是把宏用得恰当却不容易，因为工作的重复并不表示每次作法完全一样。懒人便用笨法，一次把要做的事都写在一处，要用时顺手就抓一个。
这事好有一比，人每天要出门，便设计一个程序专写出门。但出门方向不一，没关系，程序先出门办完事，回来才发觉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又可以修正，于是又有一段修正程序……如此类推。程序员会说：
“你看我多聪明！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了！”
只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真要出门的人不必先出去再修正，他的方向早就决定了！
我提出了中文化的工作进度，认为两个人一个月可以完成。雷达公司内部开了一个协调会，没有人相信，因为不相信，就都认为我不是个骗子就是外行。可是没有中文不能交货，骗子也好，真功夫也好，反正损失不大，试试看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面子，因为硬件及软件部门的经理都坚持说天下不可能有这种技术，尤其中国人懂什么？找中国人做有损尊严！
他们开了一天会，我则在场外备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