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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清晨，我和沉红莲走到故宫旁的原御花园（现已改为“工人劳动宫”），我打算了解一下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想法。门票是二分钱人民币，进到里面，是个极大的花园。有假山假石，盆景花木以及各种雕梁画栋的建筑。但是一眼望去，黄土铺地，寸草不生，无法感受南国花园袭人的绿意。
北京雨量不丰且多风沙，能有这么多花木已属难得。地上很干净，一定是常有人打扫，或是大家都有公德心。园中到处是人，多半是些老者，有的在练马步，有的打太极拳，还有人在树下或墙前半蹲半坐，双臂虚抱，彷佛怀中有个大缸。
花丛之间有一些长条的座椅，三五成群的有不少人在休息。我特别想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我也找个空位坐了下来，身边有好几个老太太，大家多半是木然地呆望着前方，偶然回过头来，与旁边的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上几声，也听不出什么主题来。
这代表了什么呢？可能是人际关系淡薄，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信心。我知道，当人与人之间无话可谈的时候，就表示人已经被孤立了。对这些老年人而言，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原本就所剩不多，如果连身旁的事都提不起兴趣，那又代表着什么呢？
离开北京后，为了观赏祖国风光，我们要求搭火车南下。途经淮河平原，先到南京，再渡江去南通，探视沉红莲的奶奶。然后再去苏州、杭州，经上海回美国。
我们坐的是“软卧”，四个人一间，倒颇为舒适。天一亮，我就注目窗外，连续几个钟头，尽目望去一片无涯的青葱，完全不是过去想象中荒凉残破的淮河平原。至少，我相信人民温饱应该不是神话了。
在南京时，我们住进一所宁静的宾馆。参观拜会之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南京市内大马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因为沈红莲是南通人，所以统战部特别在行程中安排了南通的拜访。南通在长江北岸，离开南京后，要坐渡轮过江。
我们晚上八时离开宾馆，天气热得像是在火炉中一般（气象报告说是摄氏三十八度，实际上是四十二度，政府为了避免民众慌乱，特意少报），老林笑说南京正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我们来得不巧，正好挨烤。
这真是世界奇观！只见南京大马路的路肩上，密密麻麻地睡满了民众，从宾馆到码头，汽车走了半个小时，我就没看到过一块空地。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有这种耐性，大家居然整整齐齐地，像是逃难，却又像露营，全城都露天而眠。
一到码头更是人潮汹涌，看热闹的、等着上船的统统挤成一堆。谁都不知道谁要干什么，反正有人往这边来，也有人往那里去，大家挤来挤去。这时我早已汗流夹背，眼镜片上一层雾气，在人群中热得头昏脑胀。
统战部南京的“部长”也来了，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我以为部长一定是大官，他们告诉我，在编制上各地都称为部，头头都是部长。大概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之一吧，名义上不分阶级，但内部阶级分明。
那位老部长在前开路，被挤得东倒西歪的，我见到有些人欺负他老，故意推他撞他，不由得火冒三丈。尤其是沉红莲，她那份侠情又被激发了，一副火山即将爆发的模样。顾不得自己是客，我连忙挤到那位部长的前面，打算跟那些恶客讲理。
老林紧跟着我，看我神情不对，忙把我拉住说：
“今天实在太热了，别急别气。”
“可是，他们为什么一点也不尊重年纪大的人呢？”
“唉！没有办法！文化水平不够嘛，原谅他们吧！”
在台湾让贵宾免于困扰的方法是利用特权，任何贵宾都有相当特殊的优待。据我所知，当时去大陆的“高科技专家”并不多，我算是顶重要的贵宾了。而对我唯一的优待就只有住宿，因为旅馆严重不足，经常得安排在一些特别的招待所里。
我还有什么抱怨的呢？难道希望有警车开道？保镖护卫？
沈红莲的家人很平实，生活算得上是小康，逗留了一天，转程苏州、杭州，参观了留园、西湖，最后到上海搭机，于八月八日返回美国。
刚回到RDI 公司，蒋先生又带来一封邀请函，请我参加九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文信息会议。蒋先生认为我应该回中国服务，我也颇有同感。尤其是中文计算机的技术正在转折点上，如果没有掌握到正确的方向，未来要付出的代价一定不小。
由于蒋先生的关系，雷达公司没有刁难，只是比尔有个条件，如果大陆有意与我合作，他要分一半的权利，我很痛快地一口答应。不料比尔又提出一个条件，要我与他的律师同去，而且不管任何谈判，都要有律师在场！
蒋先生悄悄对我说，不妨先答应他，大陆方面会为我安排。果然一到北京的机场，在行李通关处等行李时，突然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们的面前。一位拦在那位律师前面，一位把我领到特别通行口，连行李都没有检查就出关了。美国律师只好傻傻地排着队，不知所措。到了北京，我住宿的旅馆也另行安排，一切对外保密。
大陆称计算机为计算器，由四机部的计算器管理局掌管。我一去，就安排了一个星期的讲学，讲解我的中文系统观念。
我将中文打字机的样品及蓝图送给计算器管理局，希望他们大量生产，以利中文之应用（不幸多年后我再去探询下文，该机竟然下落不明，不知所终）。我从他们的态度上发现到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现象，他们一再强调在五○年代，其电子技术明显地优于日本。对于目前的落后，他们虽不否认，却流露出自卑与自傲夹杂的复杂情绪，我立刻警觉到，一不小心，就会戳破那急欲掩饰的怨恨。
只要是重视技术的人就必然重利，因为技术就是利的结晶。急功近利的人如果能够做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相当不错了。我不能怪他们，但又不能不表达我的看法，表达的结果与在台湾差不多。在台湾，有人打小报告说我是共产党，这里他们说得比较含蓄，只认为我上了国民党的当。
我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国家标准码”，只收了六七六三个字。堂堂大中国的国家标准竟抄袭自日本的工业标准码（JIS Code）！如果说礼尚往来，过去日本自中原吸收了部分文化以及中文，如今物归原主倒也说得过去。可是连日本人都知道，文化用字难以规范，为了工业上的需求，收取了七千多字只做为“工业标准”。中国人大概以为日本人智能较高，再不然认为现代中国只需要工业就够了。所以日本的工业标准，摇身一变竟成为中国的国家标准！
我告诉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屈就，即使是收两万四千字，也可以设法与英文系统兼容共存。但没有一个人听得下去，工程师的心态和我在台湾所见一般，咸认为六千字已经太多了，多得他们都认不得。最好象英文字母一样，二十六个，最容易处理。
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是放着大量无所事事的软件工程师，不让他们彻底了解系统观念，也不自行开发系统程序。却发动了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第六所与四机部合作，大搞各种“汉化”程序。
所谓汉化是将原程序所显示之英文字符改为中文，如此而已。在技术层次上还赶不上我们当年在零壹修改其它的计算机，使之能处理中文。这样的不思从头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上，绝对是一条“此路不通”的死胡衕。
为什么呢？软件的价值即在于程序技巧的应用，如果工程师只看程序的外表，而不深究其结构内涵，就得不到技术的精髓。把程序中的字符改成中文太容易了，而自行开发软件则非常困难。没有人不愿意做容易的事，到最后除了依赖抄袭之外，第一流人才真正的本事都浪费了。
本来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如果有人支持我的看法，我会留下来，死心塌地把平生所学，报效给知人善用者。不幸，这一点点卑微的奢望，从台湾到大陆都行不通。似乎所有搞技术的，都得自行扬名立万不可。“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只要略作修改，把“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