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话说回来，怎样教计算机了解《易经》呢？不论是先有鸡或是先有蛋，当前总要有其中之一才是。我继续推理下去，如果我先学《易经》，再用计算机分析，看似可行，其实此路不通。因为等我学会易理时，已经是求仁而得仁，还要用计算机研究什么？如此说来，先让计算机学《易经》才是最理想的快捷方式。可是，什么叫做“让计算机学易经呢”？
设身处地的想，我学《易经》只要花些功夫，认真去学习书中的文字概念，终有一天能懂它说的是什么。更进一步，能知道《易经》为什么这样说，这就算通了。由这个逻辑推理中，我突然发现，根本的问题是我如何了解文字概念的。如果计算机能了解文字概念，则不仅是《易经》，几乎天下所有的事都可以交给它去处理。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潜意识中，我经常同时平行处理很多问题。我一方面设法改进中文字库，一方面动手设计中文打字机，另一方面，我要彻底了解一个人类始终未能解决的大玄秘，就是人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的。
零壹公司成立的宗旨，是以中文计算机的推广与应用为唯一的目标。最初只有我和沉红莲，正好，三大的刘世文与熊黎民退役了，我一并邀请他们加入。由于要做的事很多，人手不足，便登报招请员工。我原指望找四位中文人才、一位美工、四五位学电子的。结果除了学中文的来了不少外，其余的一个也没有。
我相信缘份，也不愿强求，好在人材可以训练，而机会却不是我所能控制。中文的人才济济，我选上杨美芬，许其清，姜有谟三位。第二批则有辅大物理系毕业的林维江，另外一位中兴大学统计系的林晓星，由于态度诚恳，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
我用人从不作严格要求，全凭个人兴趣自由发挥。在招聘员工时，我特别设计了一张卡片，由刘世文、沉红莲、熊黎民三个人各持一张，把守头关。通过了他们，才轮到我来面试。卡片上有三个人所标的暗记，以便参酌他们的意见。
林维江进来时，显得有些紧张，手足无措。我一看，是学物理的，那时我正在研究一些课题，很喜欢与学物理的人讨论。
“你是学物理的？”我顺口就问。
“唉呀，别谈物理啦！那是现代的神话！”他的手势也很绝，就像在赶苍蝇一般。
我心里想，这种人能用吗？可是再一想，我又好到哪里去？
“你懂计算机吗？”
“可以说懂，也可说不懂！”他倒是很诚实。我再一看第一关所做的暗记，居然三个人意见一致，建议无条件录用！
“那你认为适合什么工作呢？”
“有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安地在座椅上扭来扭去，好象在游泳池里挣扎。
“我们缺少一位工友。”这样调侃很不合“君无戏言”，但我不想做皇帝。
“没问题！”
后来，我有一次曾有意无意地问林维江为什么他愿意来我们公司，他说：
“因为那时候你们公司不像个公司的样子，我喜欢自由。”这就是林维江，他思想很乱，但为人心热肠快，做什么都很投入，颇具唐吉诃德的任侠精神。
他一进公司就看出我们人手不足，常主动到处拉人。在展览会场中，他结识了两位交大的学生林梦辉与周至元，他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材，由我们提供助学金，以便毕业后为我们工作。又在一个朋友那里找来林嘉勋，成为硬件部经理。甚至于在公共汽车上结识了陈建全，就请陈替我们介绍业务。
有人能替我分忧，让我全神贯注于研究工作，自是求之不得，我便任他发挥。我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改进字库，字库改进后，有什么便宜而可行的计算机，使之具有中文的能力。此外，我不能忘情中文打字机，我在三军大学时，曾偷了几箱报废的电子零件，打算用克难的方式，自行动手，做一台样品。
不料电子技术进步飞快，那几箱报废的零件果真完全报废，一点都没有派上用场。为了能专心设计打字机，我花高薪请了一位程序设计师来写字库的程序。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前后整整耗了半年，我费尽口舌，这位程序员就是无法苟同于我的观点。有一天，他又来啰嗦，认为我说的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早就耐不住了，所有的细节在心中不知流过多少次，程序虽然没有写出来，但原稿都在脑海中。当时气往上冲，不禁大吼一声：
“你不必做了，我来写，保证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他笑着说：
“那你就自己写吧，一年也行。”
我日以继夜的写，果真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他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一段程序。当然，他无颜再做下去，而我也决定自己动手。从此我由硬件改行进入软件，也幸而有这个机缘，令我得识软件无限的发展空间，成为一个虔诚的逐梦者。
林维江自动跑起业务来，他找到了全亚公司，因为宏碁的天龙中文计算机售价七十多万，而全亚的PA 800仅售台币八万元，性能却相去不远。于是我们与全亚合作，将之改为中文计算机，并以四万元一台的价格，大量上市。
一九八○年十二月，我们初次参加在松山机场举行的信息展览。所展出的产品是四台全亚的PA 800，我一向反对宣传广告，所以只印了一张实实在在的“工作报告”，而且在最醒目的地方，用大字印出我们的主题：
“中文计算机，中国人的骄傲！”
下面则是中心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整个会场上百家厂商中，我们是唯一以中文计算机为诉求者。不仅门可罗雀，即使偶而拉了几个人进来，我们简陋的设备，寒酸的装潢也令参观者浑身不自在。到底在这个势利的社会中，有没有中文没有几个人关心，有钱有势才是人人所向往的。
林维江在外面很热心地散发“工作报告”，他对学生尤其抱着期望。他的看法是老一辈的人观念已经定型，只有年轻的学生才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对象。
有两个身着大学制服的青年，从我们摊位前走过，林维江忙迎上前去，送上了两张工作报告，那两个学生瞄了一眼，双双丢在地上，说：
“妈的！什么中国人的骄傲？”
林维江气得头上冒火，捡起被丢在地上的纸，就打算冲上去理论，幸而同事们都看到了，一齐拥上把他拦住。
这种事我已经司空见惯，而且对那些看不见中文计算机者的心态，也颇表同情。学生接受师长的教导，而师长们则是社会的中坚。在上上下下都还没有认同中文计算机之前，凭什么学生能有见识？
不久，一场计算机的风暴到临了，苹果机被翻制上市。由于当年电动娱乐器的大量盛行，国内大小厂商竞相投入生产抄袭，而导致各种电动玩具泛滥成灾，政府凛于情况之严重，下令取缔。所有生产厂商一时血本无归，便纷纷翻制苹果计算机。大家一窝风的结果，互相贱价竞销，一片主机板在最便宜时只要台币五千元就买得到。
苹果计算机的功能与 MCZ相近，而它最大的好处是其主机板上有七个插槽，可以任意扩展。且其软硬件资料开放，人人可以成为体制中之一员，以争高下。在当时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因为计算机公司都有钱有势，雇用了大批工程师，不论软硬，大小通吃，外人难以分羹。苹果机是一个高中生史蒂夫加柏，在其车库中自行装配而成。他请不起工程师，便将计算机的资料公开，欢迎一般大众或工程师来共同开发。
此举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共鸣，有了共同的硬件环境，软件工程师们就可以大展身手。一时，全美有数以千计的软件工作间成立，蔚为风尚。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机会，立即动手设计中文汉卡，先将中文字库改成苹果机的机器码，再把其系统程序之字符输入处加上了中文的功能。当时周至元参与了部分作业，尤其是最后的收尾工作，可是他却在画面上擅自加上自己的名字，烧成硬件后我才发现。
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明示他不会甘居人下。刚好，神通又委托我们代为设计小型的中文计算机“小神通”。我便把全部工作交给周至元与他的同学林梦辉二人，这一招我是学自《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
果然，产品完成后，周至元向我提起神通想用高薪挖他们二人。
“我们公司小，薪水不可能提高，我赞成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