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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见到我们，不但毫无喜色，反而暴跳如雷，大骂姚伯伯不负责任。姚伯伯静静地等父亲骂完了，才细细地把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父亲叹口气说：
“这叫我怎么办？整个行政院有好几百个人，撤退的飞机只有四架。票都已经分好了，明天上午就要起飞，就算我是行政院长也没有法子呀！”
母亲在一旁躺着，伤感地说：
“不要担心，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说，你的那些书还在北培，我也不放心。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们就回北培去。”
“胡说！你们先休息，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一早，父亲弄到了一张票，那是因为有人临时变卦，到行政院退票，正好被父亲碰上。但是问题仍未解决，因为按照规定，不论大人、小孩，每人一票。据说撤退所用的是飞虎航空公司的军机，由外国人负责检查，只认票不认人。
大家建议父亲和母亲先走，但母亲坚持说，要走我们母子三人都走，要留都留。七嘴八舌吵个不停，最后父亲发火了，大喝：
“谁都不许吵！先到机场再说！”
那时的机场只是一片黄土平地，上面散布一些乱草和几间机棚。沿途军警严密戒备，机场上则是冠盖云集，无一不是当时各地各界的军政大员。
到了机场，父亲和他的朋友立刻分头行事，到处“打点”，首先传到的好消息是飞机误点，要延到晚上，正好给父亲赚到了宝贵的半天时光。最后，大概花了不少钱，得到验票人员的首肯，我和妹妹可以不用票而混上飞机。
这是行政院最后一次撤退，一共有四班飞机。父亲的朋友王洸先生是前航务局长，他有三张票，乘第二班飞机，带着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他答应带我闯关。父母亲则是第四班，那时应是深夜，说不定妹妹也可以混过。
事到如今，除了委诸天意外，别无良策。母亲不再说话，只是专心念佛。连我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开始在心中默默念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好象是晚上八点钟，第二班飞机到了，大家排着队，王先生紧拉着我的手。父亲和母亲站在远远的人群中，我的心中很平静，因为有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不认为这是骨肉分离的关头，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陌生而又遥远。
队伍逐渐往前移，我的心开始猛烈地跳动，我们踏上了独木桥似的跳板，四个人，一大三小。我看到昏暗的机舱门口站着好几个人，每收一张票，放一个人。我这才想起离开了母亲，要飞向一个遥远而不知名的地方，看看紧牵着我手的王伯伯，心中突然万念杂陈。如果我走不成，还可以陪着母亲，万一妹妹上不了飞机，那时母亲会怎么样？随妹妹留在成都？而我却要跟着父亲？再不然把妹妹一个人丢下，可能吗？
我知道菩萨会保佑，但是保佑谁呢？是不是连妹妹也在内？心中还在胡思乱想，人已到了机门。突然门口一阵骚乱，似乎有人在找什么，我们趁乱走进机舱，耳中只听到有人叫着：
“四个人，只有三张票。”
另外有人叫道：
“有一张票在我这里！”一个外国人想过来看，而后面的人又拥了上来。
王伯伯忙把我拉近身边，掩护着我，一起挤到飞机舱尾。这原是一架军机，容量并不大，为了增加载运的人数，所有的坐椅都被拆除了。我们就地一倒，王伯伯立刻把我藏在身后，再用毯子盖了起来。
到香港启德机场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下了飞机，王伯伯交待我不要乱跑，好好在候机楼里等候父母，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一生奇特的行径，都与这些遭遇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不过十多天的时间，我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境况，由轰轰隆隆的炮火声中，逃！逃！逃！逃！冒着骨肉分离的风险，从一个未知的时空，又逃向另一个。十二岁的我，就体验了尚无法充分了解的巧合奇遇，一个事件紧扣着另一个事件，分毫之差都足以令我的未来行向不同的轨道。
我试着理解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可是那些感受如同梦境一般，很陌生，却又那么真确。任何事态的演变都巧妙得不可思议，以常理而论，这些巧合只能出现在三流的小说中。除非是以母亲一再强调的“菩萨会保佑”这句话来理解，才能圆满地解释一切。
这些事件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助益，以致后来遇到任何打击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常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对原则总是坚持到底。但在另一方面，又使我虔信命运，以为在菩萨庇佑之下，不必积极去争取或追求世间的一切，最后终于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四九年，启德机场只有一个候机楼，来往的班机也很少。我一个人呆呆傻傻地，在四周全是玻璃窗的大厅中等着。我不断地自问，父母亲会不会来呢？如果不来，该怎么办呢？我想到母亲缝在衣领中的金块，用手摸摸，那坚实的感觉令我稍感安慰，可是这又能买几碗面？让我活几天呢？
我不敢再想下去，干脆专心地念起观世音菩萨来。
果然上天垂佑，到了下午，父母亲与妹妹都平安到达。随后父亲先去台湾，我们在九龙的大埔墟住了三个多月，在一九五○年元月移居台湾。
智慧之旅 （第一部） 三 、丧母 英文、橘子、孽障、失恃新家在台北市松江路一二五号，是省政府新建的宿舍，一片整齐划一的绿色双拚木房。院子不大，但足够种些花草。右侧住的是名将白崇禧，左侧是前南京卫戍司令宫其光，与我家同栋的另一端，则住着当时的新闻局长张彼德。
除了几排紧连的宿舍外，四周都被稻田包围着。向北望去，青葱葱的山一直延伸到东南角。台北市区则在西方的河谷平原上，离此大约有十几里路。
记得母亲见到新居时，曾感慨地说：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但愿我能死在这里。”
自从母亲住进自己的新家后，病情急剧恶化，躺在床上，再也不能起来。
我的化名没有派上用场，不需要任何文件，我进了中正国小六年级。从此，十多年安定的岁月掀开了序幕。然而，这种安定只是外在的环境，只是政治局势的偏安。对我个人以及我们的家庭而言，真正的苦难磨折才刚开始。命运如同盘石压顶，不论怎样挣扎、奋斗，渺小的我们，始终无法解脱。
一九五一年，父亲奉命筹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因为受到政府重用，共产党便利用我们大家庭的矛盾，先后派遣二娘的女儿宁生、汉生赴港，要求来台，都被父亲严词拒绝。最后大娘的女儿敏生也到了香港，声明若不能到台湾，便打算死在当地。
这时，彭孟缉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得知敏姐负有“任务”，特来与父亲商量，想利用敏姐将有关之“匪谍”一网打尽。一方面因母亲妇人之仁，力劝父亲接敏姐来台。另一方面父亲心中也觉得对大娘有所歉疚，所以便同意了。
自敏姐来了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家附近常有人身着风衣，日以继夜，晴雨无阻地徘徊在隐蔽处。也有好多次我被陌生人拦下，详细地打听敏姐的动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敏姐并不是所谓的政治匪谍，她只是受了共产党的教育，认为父亲对不起她们母女，心有不平，借着这个机会，来讨一个公道而已。
悲剧往往不是人们刻意安排的，它的到来无声无息，它的消逝也无踪无影。每一个身历其境者都是受害人，而可怕之处，正是它的隐晦处正与人性的私欲息息相扣。从古到今，因果相循，在日光下不断地回放，将人间化为无边的地狱。
初中被分到师大附中卅二班，我坐在第三排，右侧坐的是陈履庆，左侧是戚维义。班上多数是内地人，有些人甚至乡音难改，常被大家取笑。
第一天上英文课时，老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黄培根，和大哲学家“培根”同名。他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
“英文不是人人都能学的，比如说，湖北人就学不会，你们班上有没有湖北人？”
我听了，心中有点不服气，因为我客居香港时，常去附近学校玩耍。香港学校都教英文，听多了也懂得一点。为什么湖北人就不能学？事后我才知道，同班竟有五个湖北人。只因为我个性倔强，所以立刻举起了手。
“你是湖北人？”
“是。”
黄老师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英文字汇： LINE 及 NINE； 然后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