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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万象变化万端，要想了解，唯有采用“以简驭繁”的策略，用最简单的文字符号，将各种异同的事象，直截了当地界定出来。同时，在界定的过程中，也只有完全符合自然规律，能将文字所代表的画面，一格一格地显现出来，才是最理想的文字符号。
其次，中文有字有音，根据六书的发展，在“约定俗成”下，“形声”法则由字义分类及字音辅助所形成。时到今日，中文字百分之九十都是形声字，唯因地缘及环境的影响，很多字的原音已变，但尚保有百分之四十以上。
第三点，中国字方方正正、格式整齐。在书写的时候是一种艺术，对有些人说来可能有困难。然而在辨识上，根据心理学上的分析，在一固定范围内，其单位面积的讯息量即为人类所可能认知之总和。换句话说，在一个格子中，笔画越复杂，所能代表的讯息越多，辨识起来也越容易。
因此，我只要想到一种法则，能将字音、字义、字辨、字形等，设计成为一种更简单的代表符号。利用这种符号作为索引，一定可以涵盖前述的全部功能。果真如此，即可赋与中文新的生命，使中文具有时代的意义。
一位姓项的朋友知道了以后，极力劝我回中国大陆，他认为新中国朝气蓬勃，对我的研究必有帮助。我则想回台湾，因为大陆上人生地不熟，去了找谁都不知道。更何况要做研究，有谁会支持？
“放心，国家会支持你的。”老项肯定地说。
“国家又不认识我，难道说，我回去了，找到‘国家’，跟它说，我能做这件事，于是国家就相信我，给我资金、人员？这样简单？”
“你要知道，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就是这样简单。”
“你有没有想过，国家是个抽象名称，谁能代表国家呢？”
“当然是官员，你只要找到负责的官员，就等于找到了国家。”他认为我在抬杠。
“问题是官员懂不懂我做的这些事呢？”
“当然懂，不然他怎么能做官？”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了，如果他们真懂，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不懂，那就很难沟通了。事实摆在眼前，大陆在搞罗马拼音，意思就是说，国家的官员认为中国文字问题太大，解决不了。我则回去告诉他们可以解决，你想他们会相信吗？”
“当然会，你看，我不是相信了吗？”
“你相信，第一，因为我们是朋友，你认识我。第二点，是因为你不必负责任，假如说要你投资，你干吗？”
“为什么不？我只是力量不够而已。”
“如果不要多少钱呢？我就在这里做，我们合作。”
“喂！你倒底要不要回去？”
“我只是让你了解，为什么回大陆没有用。”
“回台湾就有用吗？”
“情形不一样，白天我可以找个工作，晚上做研究，自己投资自己。”
“现在我懂了，你打算做成功以后，好发大财。但是在大陆就没有这种可能，你平常自吹有理想，这就是你的理想？”
“今天说什么都是大话，我做不做得出来，还是未知数，不论台湾、大陆，有人支持我，我就配合。万一做出来了，你也不妨看看，我绝对公开给社会，让大家自由使用。中国字又不是我发明的，中华文化也不应该是我的专利，我的理想是解决中文的困境，让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我同意，只怕在你成功以后，就忘了这些话了。”
老项来自台湾，却对国民政府深痛恶绝，经常提供一些大陆的信息给我。我则对政治毫不关心，认为大哥二哥没有多少分别。
我们谈话没有交集，但因为他心中埋藏着一些伤痛，所以还是常陪他聊聊。他的意识型态很难改变，而我的立场也坚定异常，每次总要挖到根本问题，那就是人性。他认为人性可以透过政治及教育来改变，我则断定从古到今，人性不变。
他举了例子，以很多大陆上当时的状况，与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作比较。我发现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在没有透彻的认识之前，就先预设了立场。
我不相信大陆从此以后就步上了康庄大道，也不相信台湾就此一蹶不振，正如我不同意美国、日本会永远领先世界一样。
圣保罗市有两份简陋得令人汗颜的“华文周报”，其“新闻”起码是一两个星期以前的“旧事”。那还不说，编辑的内容水准，较诸我当年在学校编的油印刊物还差。由于当时旅居巴西的国人不少，仅圣保罗一地就有二万多人。大家都很捧场，不外是期求有所改进，未来哪天总有份真的华文报纸可以看。
这两家周刊都是以卖广告来维持，也着实可怜，混了十多年，只有“寒酸”两字可以形容。两位老板虽自命为报人，其形象与地位与乞丐差不太多。
其中的一位报人不幸熬不过去，竟驾鹤赋归了，随即引发了一场报权争夺战。我有个朋友也想插上一脚，便来找我商量。我不明白这种事有什么好争的？报社全部的财产不过是一台破旧的中文打字机，和一台不值钱的圆盘油印机而已。
这位朋友说，其中还有隐情。原来报社虽小，却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情报”，就是订户名单。去世的那位报人是个坚守原则的老顽固，把名单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发报时总是自己贴名单，贴完就送到邮局寄发。
这份名单有什么用呢？这又是中国人奇怪之处，虽然有二万多华人，却没有人知道他们住在何处。如果有了名单，生意人就可以大做生意，听说连中共领事馆也很垂涎这份名单，又添加了几分政治色彩。
如同间谍电影一样，表面上是产权争夺，台面下争的则是这份情报。可是，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在好几个月以前，我曾想利用四月公司发行一份中文刊物。当时公司曾说，只要有一万个客户，公司就可以介入。
我在一次聚会中遇到这位朋友，便请他去做说客，想把那份周刊顶下来。据我所知，两家周刊起码有三千个客户，再努力推介一下，一万户可能会有希望。他后来没有给我回音，我也没有再进行。
这一次他逮到了机会，希望我能说服四月公司，将那周刊买下来。
四月公司所需要的不是名单，而是市场可行性分析，对这件事不可能有兴趣。我只在闲聊之中对米朗达略略提起，说中文刊物市场可能会有变化。
米朗达却对我说：
“公司正在做第三代印刷系统的计划，我拿些资料给你看，说不定你可以想想，用第三代发展中文印刷。如果成功了，不要说在我们巴西，在你们中国都可能用得着。”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他果真给了我一些资料。原来第三代印刷机的理念，是要用一种“终端机”，并以电子枪扫瞄的方式，将文字投影在屏幕上。这种方式可以省却铸造铅字、铅字排版等繁复的手续。
现代医学证明，工人如果经常接触铅字，很容易发生铅中毒现象。而印刷排版脱离不了铅，不仅危险大、成本高，铅版的保存也要占用很大的空间。第三代印刷机就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环境的考量，所做的改良。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对中文极为有利，那种终端机是利用阴极电屏，把文字预设在阴极屏之上，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铅字字模。
设计这个字模并不难，了不起比英文字模稍大些，问题在于如何以打字机的字键将字形的位置锁定。英文就是在打字机的基础上建立起其信息系统的，如果能有中文打字机，则中文信息系统的建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我立刻把我的字码观念转移到中文打字机的研究上，初步并有了好几种构想。
我之所以由中文打字机下手，还有另一层原因，是源于我对计算机的恐惧。在米朗达给我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涉及到计算机，我不懂，也不想去了解。
一九六七年当我还在美国时，适逢一部电影”2001年”上映。首映时我就去观赏，片中有台“红眼睛”会说话的“计算机”名叫 HAL ，给予我极深的印象。当然我知道那是一部科幻片，可是何为真？何为幻？有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幻？则非我当时所能知晓。我只是相信，有一天计算机必然会超过人脑，所以最好敬而远之。
由于有了方向，我日思夜想的，都是中文打字机。由机械结构想到键位编码，究竟如何才能与我原来的构想配合，用廿六个字母键，供作中文字的检索。
到了此时，眼前的景象才有了一个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