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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会也有一帮人是反对三自会的； 因而那时三自会对安息日会就有积怨。两位干部要了解安息日会是怎么一回事； 就跟王先生谈这个问题； 并且叫他写篇文章驳驳它。王先生说：“我不写； 我不给人写什么东西。多年以前在我还没有进监的时候；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叫《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吗？》； 你可以去看。我写文章都是自动写的； 别人叫我写； 我从来不写。”
从国外带来的书； 王先生和王太太当然不愿意多让人知道； 但政府是知道的。有一天孔、刘二人来时； 正好有人带过来两三本书； 放在桌上。姓刘的拿起来看看； 然后又给姓孔的看。姓刘的问王先生：
“你对香港印你的书有什么看法？”
“我很高兴。”王先生说；“我进了监； 我的书在北京不能出版了； 香港给我出版； 那好极了。而且在他们所印的《五十年来》里； 还附录了《真理呢； 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 叫各地的人都晓得我坐监是为了反对三自会。”
一九八零至八一年； 上海市公安局的干部总是两个人一起来。一九八二年起。 他们就谁也不来了。
王先生的户口迁得很顺利； 他到了上海以后没几天就报上了。他不接受释放证； 荫营就把“释放证”几个字改为“裁定书”； 而且也没有什么“提前释放”的字样； 所以就没留个尾巴。天铎拿了裁定书到派出所去； 很快就报上了户口。但王太太的户口迁得就很慢； 一直留在唐庄； 没有迁过来。唐庄农场每月给她寄廿五元生活费和粮票、油票。一九七七至七九年间； 每次寄来她总是收着； 因为她想即便自己不用； 还可以给别人用嘛！ 但王先生对此另有看法； 他反对接受这个钱。有一次； 那边寄钱和粮票、油票的信给王先生收到了； 他就把它退回去； 并且还附了几句话：“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请以后不要再寄粮票和工资来了。”其实王太太刑满释放后在唐庄农场劳动； 是那里的退休职工； 得原单位发的退休金； 不能算是无功受禄。
王太太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迁入上海。上海派出所要求唐庄农场出两项证明文件： 一是证明她没有劳动力了； 一是证明她只有一个儿子。唐庄肯证明前者； 不肯证明后者。王天铎的工作单位给开了这个证明； 可派出所还是说不行； 结果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 一拖就是五年。那位姓刘的干部虽然答应帮她办； 但始终没有办成。到一九八二年； 还是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帮她办好的。其实哪有下级不听上级的？ 但姓刘的就是没有帮她办成。一九八二年以后； 姓刘的不来了； 王太太心里倒觉得踏实些； 因为他每次来总是恐吓人； 把人搞得心神不定； 好达到他的目的。但王先生就是不买他们的账； 他回答他们总是很硬的； 所以姓刘的一事无成。
一九八零年； 贝小姐在北京说：“王明道受管制呢！”王先生听了非常生气； 写了一封信给她； 托柯桂贤姊妹转交。信上说：“谁告诉你我在上海受管制？ 没有人管我！”王先生知道她是因为害怕而去参加‘三自’的； 但她却说是神让她出来参加‘三自’； 王先生对她甚为不满。
王先生出监以后； 原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蒙贤超弟兄； 给王先生寄去一信； 大意说：“听说你家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有收入； 你生活现在不太富裕； 特寄上三十元给你； 请查收。”
蒙弟兄是个开钟表店的商人； 在宽街教会负责。因为他们的传道人阎迦勒弟兄参加了‘三自’； 并且担任北京三自会的副主席； 所以他们宽街教会又开堂了。蒙是参加三自会的； 一九八零年在南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时； 他是以北京市代表的身分去参加的； 并且还当上了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收到此款后覆他一信说：“我听说你参加了三自会； 并且还当常委； 请你告诉我你跟三自会的关系。”他回信说：“是的； 我是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就把那三十元钱买了一张汇票寄回去； 说：“你是三自会的常委； 我是反对三自会的； 咱们两个没有共同言语； 你寄给我的三十元现在还给你； 谢谢。” 蒙回了一封信； 把王先生大骂了一顿； 这是 一九八零年冬天的事。
王先生莅沪后的头一年； 除了在家门近处走走之外； 从来没有到外地去过。虽然北京的一些肢体与王先生有书信来往； 但能亲自去上海看望二位老人的毕竟还是少数。 一九八零年冬； 王先生夫妇去京的消息甚嚣尘上； 北京方面甚至有人积极筹划迎接他们北上。有人说：“王先生到了北京； 礼拜天就在米市大街圣经会门前一站； 就得围一大圈子人。”如果王先生真的去了； 说不定会惹出一些事端。天铎对此当然不无顾忌； 所以他在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写了一封信给李再生先生； 邀请他和甄品道先生去沪度岁。李先生因为太太生病； 甚难走开。但经研究； 决定请一位姊妹代劳； 他们二位遂于二月四日晚自京去沪； 次日（旧年元旦）晚到达。李先生得见他所敬爱、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友王先生； 心中快慰之至。
他们到了之后； 天铎随即拍拍甄先生的肩膀； 领他到过道处小声说：“这次请您来； 是因北京多人来信； 欢迎二老北上。其意甚佳； 但他们年老体弱； 我们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往； 殊不放心。请在此多盘桓一些日子； 劝劝老人打消北上之意。”甄先生允于尽力而为。他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九八一至八二年时； 王先生忽然唱出他儿时唱的一首歌。王太太与他结婚几十年； 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这首歌是他的外祖母（一位很虔诚的老太太）在他三、四岁时教他唱的。歌词说：
“我是耶稣门徒； 他是我救主； 虽然我有罪孽真是苦；
主已为我死亡； 救赎我罪恶； 所以我时常快乐。
耶稣能救我脱离各罪； 我因为蒙他大恩惠；
无论黑夜白日心里总是乐； 主已使我胜罪恶。”
王先生十四岁信主之后； 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 蒙了神的恩典； 所以他常常快乐。他相信主耶稣不只能拯救他的灵魂； 还能救他脱离各样的罪恶； 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八年的失败得到神的赦免； 重新站立起来； 恢复了他以前那个快乐的人生； 心灵就如同儿时的光景一样。
王先生到上海以后； 灵粮堂的长老周复清先生常去看他； 而且与他关系很近。该教会负责青年工作的路春方弟兄与他同去； 就显得跟王先生的关系也甚好。以后周长老的两条腿有病不能去了； 路仍旧照常去； 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去一次。王先生知道他是参加三自会的； 就对他说：
“你是‘三自’的人； 常到这里来； 不对。”
“没关系； 根本没有人知道。”
以后路又拿了一盒蛋糕来； 王先生不肯接受； 请他拿回去。王太太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收下了。从那以后； 路就不再来了。王先生对‘三自’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九八二年； 听说有“飞机医院”到广州。“飞机医院”是一批外国医生； 乘飞机去世界各地； 专门作眼科手术的。王先生事先已经登记过了。该“医院”到达广州后； 上海的一位眼科专家王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就在九月廿日由儿媳陪同乘飞机去广州； 作白内障手术。王医生随后也去了。但这次手术没有作成； 到底什么原因？ 谁也不敢说定。有人说是因为王先生说了一句外行话：“这个晶体将来坏了； 在中国不好配。”那位医生听了不高兴； 就不替他作手术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媳用英文同外国人讲话； 没有通过广州医院的中国医生。总之是空此一行； 九月廿八日他就被撵回上海去了。王医生说：“回去以后； 我给你治。”
同年十一月三日； 王先生入住仁济医院。十一日王医生为他作左眼白内障手术； 廿六日出院。以后又配了一副眼镜； 视力似有好转。王先生住院时； 因为二十多天没有活动； 出院后生活就开始不能自理； 吃饭穿衣均要有人照顾； 但过了一个时期又转好些。一九八三年九月廿日第二次入仁济医院开右眼； 廿四日手术； 十月十一日出院。两次住院； 身体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手术后他的眼睛虽然当时是好的； 但过了一些时候就全不行了； 无论看书或是写字都成问题； 手术完全失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默默中都有神的美意在内。
一九八零至八二年在生活上照顾二位老人的； 主要是周媛姊妹。从八三年起近十年之久； 在生活上照顾二老的则是章冠英弟兄。
第 三 十 八 章 迁 居 武 康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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