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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管理员紧跟着说。
“他怎么还能讲道啊？”王太太坚持说，“自己对神都信不及了，怎么能告诉别人说神是千真万确的？”
“你们诗篇上不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吗？这也可以讲嘛！”
“怎么能讲这个呀？”王太太惊讶地说，“共产党是不信神的，还能讲这个？”
“那有什么不能讲的？这是你们的信仰嘛！可以讲的。”管理员说。
共产党深深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他讲什么都不起作用。只要一个人讲道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共产党很放心，你只管讲好了，讲什么都没关系。他们谈完以后，她就回屋里去了。
过了两三天，王先生夫妇又有一次会面。王太太知道政府没有叫王先生开条子买东西，就把她买的奶粉装了一小茶杯带去。李所长怕里面藏了什么东西，还倒出来检查了一番，见没有什么，就交给他了。
他们二人正谈着的时候，管理员进来说：
“张荷静来看你们了。”
一会儿迟太太（张荷静）走进来，拉着王先生的手，坐在他的旁边，王先生哭了。过了一会儿，王先生问到她的女儿：
“菊华好吗？”
“菊华好。”
王先生一只手拉着王太太，一只手拉着迟太太，彼此谈了一些时候。迟太太临走前问他说：
“你要不要什么东西？”
王先生因为一年多来天天吃窝窝头，别的东西什么也吃不着，就说：“你到饽饽铺里（老北京称中国糕饼店为饽饽铺）给我买些点心来，也买几斤水果。”
迟太太走了之后不久，一位干部进来说：“刚才来的那位女客，叫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又过了几天，审讯员提讯王先生。对他说：“你和刘景文交代得都很好，政府放你们出监。”就在这个时候，监外也放出风来，说要释放王明道。宗教事务局局长还特地把北京市的牧师们请到局里去，对他们说：
“政府要释放王明道，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们拥护政府的措施，欢迎他出来。”没有一个人反对。
九月廿八日，就是王先生出监的前一天，管理员把他叫到院子里，对他说，“不给你插门了，你随便上院子里去活动活动，看看花去。”并且把他进监时带的手表也还给了他。然后又派一个理发的人来给他理发和刮胡子，作好出监前的准备工作。
这天下午，公安局的张主任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来，在大客厅里同王先生见面。王先生当时心情很紧张，张主任问：
“你有精神病吗？”
“我本来没有，”他回答说，“现在精神不太正常。”
张主任很和气，叫一个干部倒了一碗热茶送到他跟前。政府干部们对王先生始终很好，希望他出来领导三自会。
当天晚上，有两个干部来叫王先生到新监东边的会客室去，写个简单的认罪材料。后来他知道，这两个干部一个叫李光，另一个卷头发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他们跟他谈，叫他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前后若干次。他们先是叫他写：
“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然后又说，“不必写太多，就写‘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好了。”下面叫他写：“经过政府和同道的帮助，我思想上有了进步。”
“我坐监一年多，”王先生说，“没有见过一个同道，怎么能说‘经过同道的帮助’呢？”
“你这样写好，这么写对你有利。”
王先生向来是只问是非，不问利害。这时候他只好听命，照样写上去了。接着又把他的罪行一样一样地写上去。最后他们叫他写：
“我还犯了许多的罪，今天来不及一一述说。”
“我犯过的罪都已经写在这里了。”王先生说。
“你这样写对你有利。”李光说，“将来如果有人再提出别的罪来，我们政府就说，他已经交代过了。”
那篇检讨从头到尾全是谎言，都是李光教他写的。改一次不行，还要改，从晚上九点多，一直写到夜里十二点。写完之后，他们看看时间已过午夜，就叫草岚子的工作人员到外边买了几份烧饼夹肉回来，也给王先生一份。王先生说不吃，他们说：“不用客气，太晚了，半夜里了，该饿了，吃吧！”王先生就吃了，到十二点过后才回到监房去。
第二天天刚亮，王先生就起床了，因为他们说今天要放他出去。八时许他洗完了脸，还没来得及收拾东西，那两位干部又来了，问他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
“我刚起来，现在正在收拾，还没收拾好呢！”
“你不用收拾了，就放在那儿吧！我们替你收拾。你的东西等刘景文回去时给你带回去。你就跟我们走吧！”
二人陪他出了新监，到外头院子。有一辆小轿车正停在那里，他们叫他上车。他一上去就问：
“审讯员不是说叫我们夫妻一同出监吗？为什么只我一个人走呢？”
其中一人说：“她还有手续没办完，一定叫你们回家过节（指十一国庆节）。”上了车，他们叫他坐在当中，两个人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然后车就开出去了。
草岚子胡同一出去，就是刘兰塑胡同。出了刘兰塑胡同，就是西安门大街。再出西安门，就是西四牌楼了。到了西四，往南拐再往西，这时就看见一幢房子。其中一人说：“这是政协礼堂。早先叫顺承王府，张学良从前就住在这里，现在把它改建成政协礼堂了。”王先生领会那个意思，是说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开会了。
以后又往南，再往西，到了一个地方，叫屯绢胡同，这里离西单已经不远了。从东口进去没多远，到路南的一个门口，车就停下来了。进了大门，才晓得那是公安局的一个办事的地方。门口不挂牌子，外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关。张主任一见到王先生就说：
“加拿大报纸上登载你和刘景文被捕的事，说刘景文死在监里了，你判了十五年徒刑。现在你们这一出来，谣言自然就熄灭了。”然后他指着两位干部里的一位说：
“他叫李光，以后你有什么事，找他接洽。”接着又对王先生说：“我叫他们二人陪你到市政府去见宗教事务局长。你同局长谈话时，他们二人就开车走了。谈完话以后，你就自己雇个车回史家胡同吧！”
到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对他说：“今天下午两点钟，你到煤渣胡同一号，去见王梓仲牧师 （北京市三自会主席）。”
王先生心里想：“王梓仲是个不信派。我去见他，而且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去，我有什么脸见他啊？可是局长叫去，怎敢不去呢？”从那里出来以后，他就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史家胡同去了。
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被捕，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九日出监返来，一共是四百十九天。
基督徒会堂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样。公安局的人几天前都撤走了，冯起回来仍旧作看门的，帮王先生烧饭的王大姐也回来了。那天是冯起给开的门，他一看见王先生就说：
“你回来了！我们早就听说你快出来了。”
王先生走进去，到了他原来住的屋子里，就看见王大姐。她说：
“我们老早听说你快出来了。李局长给三自会的牧师们作报告，说要释放你，问他们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同意政府的决策。”以后王大姐又告诉他说，迟太太上她女儿那里去了。她叫冯起去给送个信儿，迟太太很快就来了，三个人一起吃的午饭。那时他心里痛苦极了，饭吃到嘴里，却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下午两点钟，王先生遵照局长的命令去见王梓仲牧师。到了煤渣胡同，王牧师已经在那里了。见了面，王牧师跟他拉拉手说：“哦，你出来了，很高兴。明天下午两点钟你到青年会去，念你写的那个检讨。”王先生心里说：“哎呀，我的神啊！我最反对青年会，他叫我到青年会去念！”实在不是个滋味儿。他曾发表过《现代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一文反对青年会，并且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再不进青年会的门，无论在北京或是上海，都是这样。现在偏偏叫他到那里去，他心里十分作难，可又不敢不去，因为王主席的命令跟局长的命令一样，都是官事。不去，还得进监，只好硬着头皮去。
那天晚上，好几位信徒来看王先生，其中有一位就是顶爱他们夫妇的刘姊妹。她告诉王先生说：“你说话可要小心啊，现在人都变了。”王先生这才警觉到所处的环境复杂。她虽然没有提名，但王先生明白她所指的是谁。
被捕前王先生夫妇原住在楼下小会客室的套间里。回来时，原来卧室的东西都改了样，堆在一起了，所以就把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