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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是一次自觉的尝试。它是道德的，不仅仅是情感的；它是未来的，不仅仅是现实的。苇岸的书，具有开拓的意义，是利奥波德在东方的一个微弱然而真切的回声。
他在《美丽的嘉荫》中写道：“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我很自卑。我想得很远，我相信像人类的许多梦想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实现那样，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陆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仅是这样一段话，对于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苇岸已经作出了清楚的表述。渺小的生命必须得到尊重，我们应当学习它们，无论它们是哪一种生物，是人类还是昆虫。苇岸在秋天的果实中看到善良的面孔，从白桦树那里窥见淳朴、正直的灵魂，由蜜蜂想到普通劳动者和舍生忘死的英雄，由羊赞美人间温暖的和平精神。《我的邻居胡蜂》一篇十分美丽动人，作者以科学家般的观察力和诗人的想像力，表达了对小生命的博大而细致的关怀。他把胡蜂留下的巢称作“家徽”，是神的奖励，骄傲于它们的友好的赠与。《鸟的建筑》说的是鸟巢，各种不同的“家”，散发着人类的亲近的气息。这就是“共同体”，一个乌托邦。理想的光辉导引着人类的未来，而苇岸，总是让自己一再地回到火焰最初点燃的时刻；在火光幽微中寻找那些散失的东西。在文明的进程中，他发现，到处呈现着物质与精神相悖的现象。当此“艰难时世”，他选择了精神。他认为，惟有精神，才是人类存在的重要依据。在他那里，精神是由土地萌生的：诚实，善良，淳朴，勤劳，友爱，宽容，谦和，正直，追求幸福。他把这些上升为“世界精神”，而为之热情地传播和笃诚地守护。他不像张承志那样，对现代化持一种根本抵触的态度；但是，他坚决反对任何足以导致精神损毁的现代行为。他写放蜂人是带有象征意味的：“他滞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不是拒绝，不是阻拦，而是忠告。因为他确实看到了，“新时期以来的一二十年间，在精神意义上，中国再现了西方几个世纪的进程”。他认为，“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在仇杀成风的年代，爱是一种斗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精神是另一种物质。为此，苇岸崇仰托尔斯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崇仰梭罗和利奥波德。他们都是以崇高的精神而使人类免于堕落的。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联系中，他们惟有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力求达至自我完善。苇岸是一个圣徒。他追随着这样一群伟大的灵魂，一直到死，仍然怀着爱，悲悯与信任关注着人类，连同他自己。
在许多作家那里，人与书是分开的。而对于苇岸，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他的书中，人类与自然一体，彼此难以割舍一样。面对周围的事物，他注重的是生命，以及同生命相关的部分。所以，他取材是随意的，任何生命在他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伟大而神奇；但写法很讲究，他注重形式美，只是文章的华美并不曾掩盖他本质的朴素与自然。他是长于描述的，因为他总是致力于生命的发现；其中，不但有着生命个体的丰富性，而且有着生命与生命间的最潜隐的交流。他的文章的深度，自然无须通过理性的议论去表现，而在于生命的洞见和把握。
《大地上的事情》是苇岸生前出版的惟一的一部著作。这是一部启示录，也是一部赞美诗。在这里面，世界上的众多生命互相照耀，那么光辉，那么温暖，那么美好。
一平同苇岸一样，都写得很少，迄今为止，也只是出版过一个集子《身后的田野》。它的出版，并未引起评论界的注意，那命运，简直比《大地上的事情》还要寂寞。但是，无庸置疑，两位作者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们天生仁爱，而这样一份情怀，并不曾因为过早穿越恐怖和仇杀的文革时代而有所损害，反而因此变得更为广大，更为柔韧，应当算是一种奇迹，在同时代人中是罕见的。不同的是，一平具有更强烈的历史感和悲剧感，他更深地陷入现实关系的网罗之中，同文明一起受难。如果说苇岸是一片朝暾的原野，那么对一平来说，他的世界是明显地被分成两半的：眼前风和日暖，而身后的田野，正值暴风雨前的黄昏。
苇岸和一平有着同一的起点，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是一种纯洁的爱。一平特别喜欢树木，他赞颂大自然道：“没有了树林就没有了自然的气息，大地失去了朋友”；“树木、大地的绿色祈祷，它更新人所有的不幸和苦难”；“人最终属于云影和森林、树木、河流、明朗的天空，属于大自然。只有自然，是他生命的惟一的真实的故乡”。这些语言，都是十分接近苇岸的。但是，一平进一步说：“有没有树木是绝不相同的，不知中国何时即没有了树林，中国人何以习惯了没有树林的生活。”这就把两个人区别开来了。因为对苇岸来说，树就是树，人就是人，树和人处在同一地平线上；而一平的这种“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乱世感，则分明把人推向思考的中心位置。可以再读一平描写车过西伯利亚的一段话：“一生能穿越这样辽阔的原野是幸运。这是世界留给人类最辽阔的，为森林所覆盖，没被触动的原野。它代表大自然亘古绵延，安详而又雄阔的生命。俄罗斯伟大辽阔的原野，进入你的视觉、记忆、生命，覆盖了许许多多的琐碎的怀思和痛苦，以至我们一生的经历都变得无足轻重。”渺小的生命，琐碎的思虑，对苇岸来说肯定不是无足轻重的。当然，一平也不是那类可以忽略生命个体的英雄；在他的情感世界中，同样有着柔弱的成份，但是在他那里，常常无法移开人类作为类存在的覆盖。这种覆盖是属于历史的，有时间的沉重感，与苇岸的共时性的生物共同体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仅从风格学来说，苇岸是安详的，而一平则是“安详而又雄阔”，多出了一种穿越人类苦难的沉积物的气魄。
当一平把生命引向文明，由另一条与人类的自然繁衍相平衡，却又纷繁复杂得多的道路进入历史，他就无法回避苦难，无法回避各种动荡的情感的冲击，无法回避责任。对于文明的力量，他始终抱有一种信仰，说：“文明并不是天外的神赐，它正是人类在荒芜和野蛮的蹂躏中所产生的生命本质的生长力量。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熟悉释迦牟尼，熟悉孔子和庄子，这一真理就是显而易见的。”又说：“正是在欺凌与侵犯、压迫与蔑视、侮辱与屠杀、混乱与无耻中，文明才闪烁出神圣而不可企及的光芒，才照射众人，才有其强大的生命，成为人类共同的希冀和原则。我们不对文明抱有幻想，但我们要以文明对抗一切专横、贪婪、罪恶和野蛮。”他像注重生命的发展一样注重文明的变迁，因此是尊重传统的。对于一个在相当广泛的问题上持西方观念的人，竟然与东方民族传统并行不悖，这是因为：他重视的惟是各种宗教，文化，思想的原始部分，并善于把其中的爱，善意，自由，正义，和平，这些永恒的元素抽取出来，归于“人道”——人的最高原则——所统摄。因此，他常常撇开古老的历史和哲学问题，而直接面对文明的当代处境。他反对以强力来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反对政治对文化和文明的入侵，奴役和破坏。他认为，人类的现时对过去和未来负有责任，因此，必须保证文明在不受任何强制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的运动及调整。惟有文明，“是人类为必需的冒险所偿付的代价之外的，为自身的延续所保存的一份可靠资本”。但是，恰恰在现代，文明处于悲惨而严重的危机之中，处于权力与商业的双重的困惑之中，不仅失去了方向，而且正在失去它的根基。一平表示说，正是为此，他才如此关心文明的命运。
“半个世界崩溃了，半个世界的铁幕、权力和统治，人类面临新的变革和混乱，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到‘文革’，从纽约到巴黎、莫斯科、北京……这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思考的范围如此宽广，其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