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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力背景来纵横捭阖？这是不是在说明当今世界上，“财富就是力量”？如果说，以往的《财富》论坛年会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遥远感，那么一九九九年的年会，则在国人心头有了相当的亲近，当然更是分量。对于部分中国人来说，甚至于着了迷。无形中，在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在本来就有着极大热情的财富追求中，一个“图腾”的形象更加清晰了，这就是对财富的高度崇拜。
中国人是过怕了穷日子的。当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满怀着“国强民富”的信念，展开了一场富国而后富民的财富创造运动。国人“忘我”地劳动将个人对于财富的追求融合于全社会财富的共同增长之中，民间普遍流传着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财富谚语，实则为那个时代关于财富创造与分配的经济制度的俗世之言。在广大的劳动者获得了人身的解放而迸发热情的支撑下，在共同富裕的大麾下，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多年财富高速发展的历史。不论将其归结于什么样的发展动力与原因，就是在今天来看，那段历史也是有着清晰可辨的对于“穷日子”坚决摒弃和对于财富热切期盼的基本驱动。如果我们认定，那时的计划经济制度对于财富创造信念与热情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激励和保护；或者我们认定，那时的计划经济制度虽然有着对于财富创造的某种不适应，但它终究没有抵挡得了新生了的劳动者对于财富创造的高昂热情，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将终极的动力划归到人们对于财富追求的根基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社会，我们从来就没有舍弃过对于财富的崇拜，财富一直就是一种我们内在的“图腾”。在我们时不时地诵读毛泽东的“落后了就要挨打”语句时，历史巨人心目中远大的抱负原来亦是俗世里最为基本的财富观。
当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演化、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而走入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时，我们会发现国人升腾出来的财富崇拜，有着极为明显化和强烈化的趋势。由此一趋势来看文化大革命，这场已为千夫所指的罪孽历史剧，倒成就了国人对于财富光明正大而且是快速得很的祈求愿望。如果说，对于财富的崇拜本是世间人所共有的基本特性，而合其意来“生产和供应”相应的经济制度与政策则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繁荣，那么，对于国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就还有其奇特的“贡献”——它泯灭人性中最基本的财富欲望，制造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极至性渴望，一经获得财富追求的空间，那种对于财富的向往就如同狂风暴雨般猛烈而不可收拾。这应当可以用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如此之迅速地走向财富创造之巅，每年以平均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而傲视天下的过程。本来就不可能消灭得了的财富“图腾”，硬性地抑制而得到的结果是更大规模、更加猛烈地后续爆发，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性的力量。
正是这样的财富“图腾”存在，翻开任何一本历史书，你都可以在财富“图腾”的旗帜下理解相当多的事件，甚至于你也可以书写几近真实的历史，虽然写作者可能远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举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但在财富“图腾”之下，我们有着相当清晰的理读线索，这从早期的经济学学术著作都可以找到诸多的例证。马克思《资本论》所讨论的，就是在个人对于财富的崇拜而来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分配过程，剩余价值驱动了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沿着如此线索走下去，你将清楚地把握一种历史的演进精髓。生活当然是理论的前提，又是理论的基本支持。人类社会生活中如此的财富“图腾”事实，从经济学的先圣们那里开始，“社会中人”很早就被学界确定了一种特殊的性格：“经济人”。人类的历史演化到今天，人们可以对“经济人”的假定说三道四，但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得了它。更值得加说几句的，是人类社会运用自己的智慧，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下，通过确定的组织形式，制定大量的制度与政策，促进社会在财富方面的巨大进步，在最大的程度上，将对于财富的崇拜，转化为对于财富的真实占有。
在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中，他认为，“获利的、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的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第一版第７―８页）显而易见，韦伯在此决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已经定了位的“经济人”的本性，而是要为自己论证资本主义的精神来自于何方，又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何作用作好铺垫。与以往观点有所不同的是，韦伯将人在“获利欲望”上的规定性绝对化起来，注入了基本“人性”的味道，舍弃了此等“欲望”对于历史阶段的联系，倒是将其他方面“精神”的东西，加入历史的视野中来考察。对于韦伯的如此观点，当然会有种种不同的甚至于是强烈不同的声音。不过，不能否认的经验事实是，在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历史中，“获利欲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就是在视财富或追求财富为“粪土”的年代里，在我们每个有意识的人的心目中，都怀着一个“财富之神”，只是在那个历史时期，这种“财富之神”是躲躲藏藏、隐隐约约的，没有明显化，更没有外在化而已。
一般而言，人性中对于财富崇拜的“图腾”激励着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如果一个社会对于这种追求没有自身强加的抑制，财富的创造就是不可限制的，因为它是欲望的结果，欲望又是从来没有边界的。但是，财富的创造是必须受到自然资源限制的。自然不能够告诉我们做什么，但它能够以其存在表明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往往不能做什么，意味着人类“欲做什么”就必须为此作出重大付出。一条大河横在人的面前，河并不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过去，但它会告诉我们，你是走不过去的，你必须造船或是造桥，你必须付出；石油并不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使用，但它在地球上的存储量告诉我们，那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质，它对于你的消耗石油欲望是限制了的，你无端地耗费它，你最后将无它所用而停止所有的石油为能源的驱动设施。“经济人”能够创造出一种又一种的历史奇迹，但“经济人”永远不可能超越资源的边界虚化出某种奇迹来。更为突出的，是“经济人”在财富“图腾”之下至极性的财富创造，必定走向竭泽而渔的境地，会制造出人类生存方面的种种灾难性结果。在本世纪的历史经历中，我们已经演出了无数次惊人的悲剧，至于工业化、城市化等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人类新品种的疾病、饮水问题等等，至今还在不断上演着新的悲惨场次。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纪结束之时所必须深刻思考的，是在人性中财富“图腾”的激励下，那些没有止境的创造财富的活动，那些对于自然的无限制的攫取与掠夺，究竟是在创造着人类社会的幸福，还是在制造着人类社会的悲剧？
可见，财富的“图腾”是把双刃剑。它能够激励人们去创造财富，从而创造幸福；同时，它又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孽生出灾难来。财富从来就不是幸福的等名词，财富的“图腾”从来就不是一种恒在幸福的驱动源。创造财富只有与创造幸福相联系，它才是人类价值的和人类意义的。否则，创造财富只不过是一杯自己酿造的苦酒，耗费着资源却得不到幸福，还可能得到巨大无比的痛苦。
对于时下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问题就更加紧迫而富有价值。中国人的穷日子过得多了，也就有着对于财富的更加热切盼望，财富的“图腾”也就日益显化，对于财富的敬畏和对于财富人格化的敬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走到了信仰的前列。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在发生着相当程度的变化，那种“图腾”式的崇拜仍然存在，但财富的概念却在悄悄地增加着“公共财富”的内容——不但是那种能够掌握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