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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是偏激自傲的。”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是语言符号，他夸耀且不无矜持地说：“西北回族地区存在着大量堪称文学精品的抄本，作者们干脆使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这一现象尖锐地告诉人们：我根本不打算让你理解。”回族祖先的这种不屑与共的态度却没有为张承志的创作实践所继承，——他使用了汉语！虽然，他一再强调汉语写作的无对象性。正如他诅咒日本的“文化侵略”及其他种种，却要用日文写作和出版自己的著作一样。虽然对外，作为一种文化抵抗，他表示坚信“绝对必要”用“不可征服”的中文写作。这也正如他义愤填膺地控诉世界列强，以及外国资本家的万般罪恶的同时，仍然“受虐狂”似地从东洋跑到西洋找工作。人生是悖论的存在。在生活中，不可能彻底排除矛盾，而在“澄明”之境诗意地栖居。但是，如果从来不曾审视自己和批判自己，那么，从最率直的告白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那样一份矫情的地方。
文革期间，有所谓“输出革命”。张承志以鲜明的回族中心意识，输出“素质”和“精神”，包括向中国。在《南国问》一文中，他借回族人海瑞宣扬一种民族优越感，说：“回族的宿命就是向中华大地输出最优秀的儿子——就让他在自己的选择里获得安宁吧，做中华的儿子，为中国输入烈性的血，永远是值得的一件事。”因为海瑞曾经在海南任职，海南的面积之大，竟也会使他觉得兴奋，说道：“那么它就可能平衡台湾岛。”他怎么会选择“平衡”这样的字眼呢？在他内心深处，总是潜伏着骚动着一种较量的、斗争的、征服的欲望。他有一段关于友与仇，人与兽的独白：“今天我重视自己的特殊性，背靠着‘哲合忍耶’——我开始急速地自尊。这是我要求中国文化接受的一个外来语借词，尽管它诞生于中国母体之中。人们向中国输入了那么多外来语，那些都是世界体制的渊薮——盎格鲁·撒克逊的货色；而我输入的是一种烈性的血，是一种义，是一种信，是一种叛逆和坚守的素质。同时，它也是最本质的‘友’。”“我愿意责备自己以这种‘友’的尺度苛求每一个友人。但我别无选择。极端做为正义的绝望嘶吼时，人无权谴责它。”“在与哲合忍耶回民结合战斗的日子里，我敏感地明白了与旧日友人的分歧。友谊若没有信仰为支撑，那友谊确实不是钢。”于是有“撕名片”之举。那是出于一种“幻想、软弱和奢求”，即在完成两年之久的国外流浪生活之后，在希望幻灭之后，在尝试了委屈求活的况味之后，在谋生失败的意义被象征性地放大之后的一种快意的报复。他迫害狂似地放大了人类的敌意，把所有的爱，同情，援助，都看作是虚假的，于是决心毁灭所有的现实关系。“撕名片”在个人的生活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张承志也十分重视这个事件，并且推而广之，把它视作一种“方法”，说是“对一些人或一些民族，一些处于关口前的国家，对一种思想来说，这种方法是必须的”。他决裂，他摧毁，在决裂和摧毁中期待新生：“清真寺尖塔上挑着一勾弯弯的镰月，它不仅仅是伊斯兰信仰的象征。像天上那座熠熠的金钉一样，像空气中游荡的那阵音乐一样，它在这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国土上指示着一种异端的原则。它超越白昼，照亮暗夜，孤傲地对汉文明的继往开来表示沉默。它的无言之美，它的刚强之美，它的牺牲之美正与流逝的历史作伴，等待着一个遥远的未来，等待着一个在孔孟之道和孔孟现代派走到穷途的时辰。”在这里，“孔孟之道”和“孔孟现代派”都不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而是一个民族性概念。实际上，张承志是在期待着汉民族文明的消亡，而以伊斯兰信仰的优质原则取代之。在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确乎给少数民族包括回民以严重的掠夺，奴役和各种损害，正因为如此，在《心灵史》以及其他一些随笔文字里，张承志热烈赞美“哲合忍耶”——一种穷人宗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正统的异端，国家统治者及其伦理哲学的异端。应当承认，这是不无积极的意义的。正如《杭盖怀李陵》说的：“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途。”敢于单身鏖战，敢于做抚哭叛徒的吊客，体现了他的底层意识和生命美学的光彩。我们赞美异端，因为它是弱小的，它不惜毁灭自己以对抗强权，在对抗中始终体现着平等和自由的人类原则。可是，在异端背后，如果仍然支撑着一个庞大的“统一”思想，舍我其谁的称霸意识，“举意统一人心和历史”；尤其到后来，居然借了国家的名义，无条件地“抵抗”西方，就变得十分可怕了。
张承志不能容忍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高出于中国回族和伊斯兰，对别的民族的“高傲狂妄”特别敏感。他不论走到哪里，总是怀着一份保留，一份对比，保持着警觉，不为别的事物——哪怕是优秀的——所吸引而归附原来的中心。他到巴伐利亚，莫名其妙地全身“保持着一根弦的紧张”，说“我不能承认它是中心”。在德意志，他同样强烈地感受到了“异教的压迫”。在这里，除了天主教，还有“人种”。他不能接受德意志人庞大的躯体，称为“怪物”，说是“不用说制度政治原则穷富的区别，就凭大个小个这一条，战争也是非打不可了。我们怎么才能揍这种巨兽呢，恐怕只有靠亿万人一窝蜂‘攒’他了”。另外一篇文章还写到，他见到一个蒙古族美人与一个欧洲男子在一起时，也为这种不同种族的搭配感到不悦，说：“我虽然对非常便宜就挎上了北京大妞的老外早已司空见惯心平气和，但我不能容忍搂着那蒙古女人的那只野兽。”关于在德意志的心情，他坦率说道：“我始终没有放弃心底的一种对立情绪。”他把这种对立的、仇视的心理，自称为“一种冷静得严峻的民族主义”。在美国，让他感兴趣的，惟有一位伊斯兰传教者。原因是，这位传教者把伊斯兰教传给了美国第一代黑穆斯林领袖，据说那教义是与美国传统的种族歧视完全颠倒的，即“黑种优越，白人皆魔鬼”。张承志赞扬说：“他改变了黑人自卑的历史，并使黑人（包括拳王阿里）迈上向伊斯兰皈依的第一步。”他曾经宣称决心反对“歧视的世界”，然而，到底谁是歧视者？
对于西方社会，张承志一直保持着他的精神对抗，尤其在作为临时打工族的一员，身受了西方资本家的压迫之后。他不断使用“西方列强”一词，反对“向西方献媚”。他自白说：“在西方生活的近两年时间里，几乎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怎么办。只是我决定得很快：一不吃人血馒头，二不向人折腰低头，三瞧准机会就对着各种敌人打它几枪，捣捣乱解解恨。我的天性只给了我一条路。”在另一处，他仍以开枪为喻，表达他的愤怒：“哪怕只是为了自我，我也决心向这世界体制开枪，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这里的“新体制”，是指与传统相背驰的体制，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的体制，以西方现代社会为蓝本的体制。的确，西方社会有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的历史，至今也远非完善，可是在世界上，它毕竟是最富于现代性的开放社会。对于西方社会，张承志有意回避“良善”的方面，强调“凶恶”的方面；否定变化的方面，执着初始的方面，他蔑视“英美式教育”，对德国和美国都有着诋毁式的描写，把国际世界看成为“不义的世界”，充满危险和杀机；与此相反，极力礼赞“东方文明”，对“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即旧制度深表向往之情，他特别推重古代道德，如知耻、禁忌、信义、忠诚等等，主张以许由式“洁的精神”，荆轲式“美的精神”，屈原式“殉道的精神”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他质问道：“为什么每天成千上万人大讲向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学习，而不能讲向内部的信仰者学习？”所谓“内部的信仰”，即本土信仰，伊斯兰信仰。要作“文化民族主义”的坚决的卫道者，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九十年代，张承志高举义旗，其实是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们在本世纪初揭橥的东方文化之旗。这批老国粹家力挽狂澜，抵制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的新思潮，结果如何呢？新文化运动还是起来了。虽然启蒙知识者节节败退，但“西化”的成就还是相当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