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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中浸淫既久，张中行也不能不沾带了一些名士气。但是，他决不留在书本中，即使那书香永远教他眷恋，也得回到日常生活中，感受生命的实在。这样，他身上的名士气，也就混合了伧父野老的世俗气，有了草艾的芳香。他有一段文字，很可以看作是他的哲学和文学的代表：“总之，常常是以为蓬山还在眼前，它却已经远了。这或者也是定命，花开花落的定命。定命不可抗，但任其逝去如斯也未免可惜，所以还要尽人力，求虽远而换个方式移近。这是指心造的只可自怡悦的诗境，举例说，可以有两种：一是追想蓬山之近，曰‘解释春风无限恨’；另一是遥望蓬山之远，曰‘此恨绵绵无绝期’。虽然都不免于‘恨’，总的精神却是珍重。珍重来于‘有’，也能产生‘有’。这是自慰呢，还是自欺呢？可以不管。重要的是，既然有生，有时就不能不想想一生。而说起一生，日日，月月，年年，身家禄位，柴米油盐，也许不异于在沙漠中跋涉呢？但这些也是‘逝者如斯夫’，到朱颜变为白发，回首当年，失多于得，悲多于喜，很可能，只有蓬山，近也罢，远也罢，如果曾经闪现，是最值得怀念的吧？如果竟是这样，那就怀念，连远近也不必问了。”这是一种“娓语体”。他在行文中，常常喜欢加些枝节，以添趣味，有时失之繁褥，如《报国寺》，脱不掉文人气；但更多时候，这絮叨不由人想起小百姓的叙说方式。这是一种平民性，日常性。他写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习见的街道，户外的树，小店，为小昆虫立传，写断片，零碎，点滴，总之是处处自居于“土”和“小”。他诉说居住城市之苦，因为嗅不到青草味；说是倘要离开城市旅游，想去的地方决不会是港九，而是乡村。在亲友家里，“吃家乡饭，睡土炕，星晨月夕，听听鸡鸣犬吠”，这就是他的梦境。但是，他不是那种义和团式的中国“民粹派”，不会因为保守农业文明而排斥现代科技。作为一个本分的小民，他也不至于因为个人的主张而强求别人接受，甚而至全体一致。他只是絮絮地说着，偶尔插入一两个幽默的句子，如乐曲中的切分音，增加了叙述的节奏和美感。其实，他连这份幽默也是小民的，是世代作为精神减压阀而存在的生理机制的一种遗传。总之，与从林语堂到王蒙等提倡的“幽默”是不一样的。哭或者笑，怎么提倡呢？
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曾被分为两类：贵族的，平民的。像别林斯基，就是平民知识分子。但是无论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俄国式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国所没有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着自觉的政治意向，中国知识分子有的只是政治功利主义。俄国知识分子带有普遍的乌托邦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多“为稻粱谋”，作进一步计则是“锦衣玉食”，着眼的是物质方面的需求。俄国知识分子常常为真理献身，中国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不是求真的，而是求美的，自赏的，带有私人消费性质。如果说俄国知识分子富于公民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则只有“臣仆意识”、“小民意识”，根本不存在那种对抗权力者和上层社会的立场，在缺少公共空间的情况下，若有牢骚，只能街谈巷议，指桑骂槐，甚至腹诽。张中行的小民意识，主要表现为安于日常生活的一种本然状态。他的养螳螂，在时下中国作家兴养宠物的风气中，应当算是最平民化的例子了。当他述及本事时，笔端确乎流露着对螳螂的无限怜爱，但结末忽然一下子滑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里去了。他希望有一个小园，以女主人的慧心安顿，令螳螂从此乐不思蜀。这等美艳的幻想，实在是只有国产的“小民知识分子”才可以有的。
与孙犁、汪曾祺、张中行等人不同，杨绛和宗璞出身于帝都名门，优越的家庭环境陶冶了她们的某种“贵族”气质，视界甚高，不随流俗，矜持，敏感，有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文化性格，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往往蕴藉有余。由于阅历不同，她们对人生和艺术的体验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是，无论在气质的培养还是观念的确立上面，她们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太深的影响，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
杨绛的自述体散文《干校六记》很著名。关于干校生活，作者如实记下临行的告别场面，其中插入女儿一家因为“文革”而致家破人亡的事实；记凿井的劳苦，学圃的闲情；记养小狗，记大雪天冒险与家人会面，记误传回城，人心浮动的种种。书里所记，是知识分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被迫改造的过程。改造的结果如何呢？知识分子遭到剥夺之后，还是原来的知识分子。在干校里，他们希望回京，希望重干自己的专业，希望能够像人一样活着，哪怕活得平庸。杨绛写道：“我还是依然故我。”她以一个柔弱然而高傲的声音宣告：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失败了。人是不容易被征服的。只要心灵依然为自由而跳动，就不能说暴力和专制永远有效。在这里，杨绛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党人的后裔那遗留在血统中的一点精神。但是，全篇的行文是简淡的。大约这就是所谓的“寄沉痛于悠闲”罢？而这种为中国文人所乐用的叙述风格，恰恰是消解沉痛的。应当认为，这首先不是写法问题，而是活法问题。她身在其中，却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学圃记闲”一章，提到过埋死尸一事；可是，生活中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被作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对于多人惨死的经过，作者未必知其详，但在复述它的时候，是不能不让人感觉着其中的沉痛的。由于作者原来就同他人的存在保持了距离，写作时又着意制造一种美学的“间距”，这样，现实在我们看来也就变得不那么真切了。《丙午丁未年纪事》记在文革期间，曾就与“牛鬼蛇神”如何安处，撤不撤帘子一事同家人有过讨论，作者的意见为不撤，理由是：“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不问而知，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智慧”。这样的作家一多，像鲁迅说的中国文学的“瞒和骗”的局面，仍将维持下去。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把“帘子”撤下来！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杨绛虽然不能像她的父亲一样从事具体的政治操作，但于政治是关心的，至于“帘子”的撤与不撤是另外的问题。她不作政论，不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是在相关的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作者无疑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二三十年代鼓吹“好政府主义”，在这中间，精神血脉是一致的。《回忆我的姑母》一篇所记的，是曾经为鲁迅抨击过的杨荫榆。“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极简约的交代，寓褒贬于不经意之中，这是极高明的笔墨。又说：“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