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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的冲突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很难有影响力。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三、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私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九十年代来的股份制改造过程，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部分知识精英认为中国腐败有利于消除旧体制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然而事实却令人失望。由于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的起点，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化。现在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国现在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其社会结构反而与南美国家、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相似，成了两极分化社会。本节的分析可看出，各个阶层的人数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上等阶层少，下等阶层、社会边缘阶层相当庞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属于社会下层与边缘阶层。中产阶级（即中上阶层与中等阶层）从数量来说很不发达。按照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大学教育是造就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让人们通过教育接受主导规范即中产阶级的规范。而中国现在能够到大学接受的教育的人毕竟只是总人口中的少部分。从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教育结构与职业结构来看，中国现在缺乏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
阶层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从中国大中城市基本上已形成富人居住区，并形成一个个戒备森严的高尚住宅区，以及城市居民消费格局的阶层化——已形成专门供富人购物的各种精品店与专门供穷人消费的地摊等消费分层现象可以看出。由于财富分配的源头是权力市场化，精英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替换，而中下层社会成员在现实面前明显感到自己的被掠夺——最明显的是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批下岗，却没有一个经理厂长因此沦落到工人那种贫穷的程度，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破产转卖的企业经理还被购买者请去继续做总经理，这绝对不是看中他们的经营能力，而是在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这些经理厂长们配合有功——他们的反社会倾向越来越明显，不断出现的城市恐怖活动，以及一些专门针对富人的人身伤害，还有国有企业出现的生产破坏，都是这种阶层冲突的表现。社会紧张程度可以从犯罪率的不断上升、杀人碎尸等恶性事件经常发生之中管窥蠡测。
倾斜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现状从根子上来说，除体制因素之外，还受到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报复。长期以来，选拔干部一直未形成一套合理的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民主机制，仍然停留在神秘化的封闭状态。由领导“发现”人才与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接班人”，至今仍是中国政府选拔干部的基本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容易滋生任人唯亲、跑官、卖官等消极腐败现象。前一向报纸上披露一个县委书记在其任上，先后“卖”了两百多个官位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现在饱尝这种干部选拔机制的苦头。传媒不断披露的层出不穷的贪污案件与各种鱼肉人民的基层干部，仅仅只是其中很小部分。大部分案件因各种原因，传媒不能自由报道。从目前不少权力精英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是一个整体素质奇差的权力精英集团。作为权力精英，一般来说，除了具备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外，还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既要能为本阶级利益着想，还要能为其他阶层利益着想，只有让每个阶层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能分到一些份额，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而中国现代的权力精英们，既不能为其他阶层的利益着想，甚至连为本阶层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着想也做不到。不少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其位置具有含金量，就与贪污腐败结缘。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必然没有前途，这就是他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另一方面却将其子女通过各种途径送往国外的真实缘由。
目前中国的经济决策中，也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二十年不同的特点，即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地赐惠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关系到国民经济兴衰的重大政策，如调整重复建设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解决银行的坏帐等，因与部分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的利益密切相关，始终难以真正解决。而一些与调整产业结构直接相违背的政策，如小汽车生产已严重过剩，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也跟不上，却一直在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继续“发展”。房地产大量过剩，造成了银行大量贷款冻结，但却还在继续建造，明知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低下，但降价因触及到利益集团，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一些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的政策，如杜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防止对农民的乱摊派等，却大多是在各衙门中旅行的公文。而一些运用公众资源，为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策，却出台迅速、实施果断。近两年来一系列的裁员、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都明显是加快衰退、增加社会冲突之举，但其减轻国家负担的意图则十分明显。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九九年上半年用政策与国家舆论造市等举措，便于一些利益集团先用公款或银行贷款将低迷的证券市场拉高，再伺机出手，让普通股民去承担股市回落的损失。这样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国家长远稳定，只利于造就一批又一批暴富者。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居然能够行之于世，说明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极为短视，对由他们亲手塑造的中国未来已丧失信心。
这一点表明，政府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其实已进行了选择。出现这类倾斜，除了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早已倾斜有关外，还与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寻租社会”有关。近几年来，经济上发迹的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管理精英，对经济政策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并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其着眼点基本上放在一点：是否有利于自己这个利益集团出发。这个群体，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权力地位、保住能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如何甩掉或减轻政府所背负的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包袱。
中国这条“船”正在由部分权力精英们努力将它凿沉，而他们早已为其家庭成员们准备好了后路：做不成共产党的官，还可以到国外当寓公。
几点可能出现的变化
其他力量对新闻媒体的渗透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受中国政府的统一管理，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经营制度虽曾一度松绑，扩大了报纸自主经营权，中国新闻业出现了政经分离化发展的趋势，但是所有的传媒基本上仍受政府控制，私人或私营机构至今从法律上来说，还无法在报刊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中国政府让部分报纸自筹资金办报，让它们“到市场经济中闯荡”这种做法——报刊业将其称之为“又要捆住手脚，又要一脚将你踢下海”，迫使不少报业在不触犯政府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与大众接近。
党报与大众报纸的区别在于：前者因是吃皇粮，在编辑方针、报道内容方面都不敢有所创新，可说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大众报纸主要靠市场而活，以通俗化与娱乐化为主。虽然也有少数媒体敢于发一些比较大胆的批评时政的文章，但基本上受到严格监控，经常受到黄牌警告。近几年经济形势不好，政府加大了对传媒的管理力度。然而也就在近几年，不少经济实体出面暗地里收买一些报刊杂志——这种收买不被政府部门认可，只是由报刊杂志主管部门与企业私下里签合同，双方按约定的办。对于企业来说，这样做的风险比较大，因为一旦被政府主管部门发现，或者另一方毁约，利益就可能受损。目前正在进行的报刊整顿，由于结果与预期的目的有差距，有可能带来报刊业中新一轮资源重组。
中国政府管理传媒受到的另一挑战是科技进步。网络的普及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随着网络在中国三十五岁以下人群中的普及，中国政府管理传媒的手段正在受到严重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