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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秋季，在开明书店诞生六十周年之际（从1925年开明书店创办《新女性》杂志算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召开了开明书店创办六十周年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并且再版了开明书店十周年纪念集《十年》和《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由中华书局再版的《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补入了浦江清先生《花蕊夫人宫词考》的两个附录；钱钟书先生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发表后多次修改，新版的这本文集采用了最新的修订稿。曾是开明员工的周振甫先生为此书写了《再版题记》，说此书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翻开纸张已经泛黄的这本老版“文集”，我的思绪是那么浮想联翩。作为一家民办的出版机构，能时时以文化的承继为己任，数十年如一日，真是可歌可泣。当今的学术界尚有为一些学者以论文集做寿的方式，但却很少见到出版社以出版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集的方式为自己作纪念的。中国当今的出版社大都成立于改革开放以后，去年和今年基本上是他们二十周年的大庆。我在许多媒体上看到过他们庆典的广告，也见到过散发的许多描述自己成长的精美画册，但它的意义与开明书店的方式却有天壤之别。当今的出版社老总不知有没有想过，四五十年之后，是否也有作者和读者愿为自己的出版社写一篇类似《我与开明》的文章？ 《书屋》2000年第二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 编辑部
本期仅发文章两篇。
发排之际，已是年关，窗外雪花纷纷扬扬。
这两篇虽然长，读起来却不觉长，让人一口气读完了，心里还觉得不过瘾。当然，你也可以慢慢读，细细品，睡前读几节，三四天或一星期，忽近忽远，沉思默想。
这里说说林贤治文。此文从“自由”——这一独特的视角切入，对近五十年来，中国散文的演变，作了全方位描述，并涉及当代文学的有关方面。在文中，自由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既是人类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既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全文视野开阔，纵意评说，可谓一种“文学史别裁”。文章的头两章可看作导论部分。作者深入论述了文化生态环境、文学传统、作家的生存状态等问题及其相互关系，重点引向作品的生成。中间部分是作家论，是工细的文本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声名煊赫的大家多有贬抑之词，甚或略而不论，相反，对藉藉无名者则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究竟文学批评的标准何在？在结论部分，作者标举自由感、个人性和悲剧性三者，试图自行立法。作者这种把文学史纳入人类精神史、讲求通观的做法，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
多年前，学术界即有“重写文学史”之说。在此，本刊不拘一格，发此长文，意在鼓励探索。文学史写作同文学一样，惟在自由的探索和讨论之中，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其他学科也一样。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 何清涟
在经济社会学中，基本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问题。关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有多种多样，本文主要用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分为两类，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①这种定义最大的突破在于它可以将纯粹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文化等背景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
要进行社会结构分析，先得分析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按血统（出身）选择精英是中国社会的准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这种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除政治利益集团之外，还形成了其他利益集团，个别利益集团还有成熟的组织形式与利益诉求管道；二是宪法上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边缘状态；三是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处于“暴发式增长”状态。这一切导致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的利益集团将更加多元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
一、 资源分配不平等——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
中国改革以前，是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权力中心高度重叠，整个社会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利益——党的利益，价值判断也呈一元化状态，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由资源的占有状态决定。当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土地、全部有形财富、收入等物质性资源，权力、声望等关系性资源，教育、信息等文化性资源全部由政府垄断，民间没有任何独立的资源。整个社会没有中介组织，形成了“国家——民众”这个二层结构。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简陋的家具、衣物、炊具、被子等少量物品之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经济来源也都与政府的分配系统有关，农民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主要靠工分生活。城市居民则仰赖于政府人事与劳动两大部门确立的级别工资生活。这种大一统的一元化状态下，没有办法形成任何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社会团体。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改变资源的占有状态的方式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那样，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这种起点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看，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等人所说的那样：“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②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虽不是很多，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