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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歌舞表演、祭祀、喝酒。教授讲话后，前辈表演民族及现代歌舞，以示欢迎，并活跃气氛。前辈代表示范祭祀：桌上供香火牺牲（猪首），学生会会长持一巨幅跪地高声诵读（大致内容据说是希望天地诸神保佑我们学业长进，将来找到好工作，生活美满；祝在座的前辈早日升为教授，好上他们的课；祝教授们永远健康，著作等身），然后烧祭文，教授、“前辈”向猪首行跪拜礼，纳钱于猪嘴。接着喝“马郭澧”：前辈后辈各持一盆对饮，须饮至不能再饮、呕吐为止，是为“吐故纳新”。故者，日本殖民时代之故态也。饮者同时必大声疾呼“民族高大民族高大”“拼命奉陪饮尽马郭澧拼命奉陪饮尽马郭澧”，余者伴唱“我们是民族高大”、“我们爱喝民族米酒，让啤酒流到延世大学去吧！”“延世”为韩国另一名校，据说高大与延世，有如日本早稻田之与庆应。两校和平竞争，由来已久，每年十月奥林匹克运动场还要举行体育方面的“高延大战”（延世大学则称“延高大战”），以“马郭澧”压啤酒，犹其小焉者。
三月二十日病。卧看《胡风评论集》终日。胡风、冯雪峰三十年代随侍鲁迅，对夫子思想均有继承。冯或继承更多，憬悟更深，后来避忌日多，反不如胡念兹在兹，续有增益。环境身份对人的影响如此。胡风解释《野草·题辞》“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一段，为鲁迅“五四”前蛰居北京十年“沉思”的自况，并借用鲁迅自己一篇译文的名字，称这段文字跳动着一颗“雕之心”，精彩之至，无以复加。
三月二十一日夜翻赛伊德《知识分子的抗辩》，首章论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甚详。看赛氏介绍，“有机知识分子”（姑从国内通译）之“有机”（organic），似应取“组织的、建制的、功能的”一层含义。据赛氏引《狱中杂记》原文，可知葛兰西主要指“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领域专家、新文化与新法律系统之组建者，等等”，赛氏自己补充的实例包括现代公共关系专家乃至广告设计者和产品推销员。“有机知识分子”对立面，赛氏沿用朱利恩·本达（Julien Benda）的理论，认为主要是以传统教师、牧师为代表、追求形而上的超越价值、始终保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多少有点迂阔怪异的那些知识分子。葛书手边没有，不能细按。如赛氏转述属实（看来也如此），则国内一段时间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解释，恐怕需要纠正。许多人理解“有机知识分子”，合于本达的概念，而与葛氏恰相背驰。倘不修改葛氏原意，则将鲁迅归入“有机知识分子”，非但不能表达某些论者对“先生”的崇敬，反而要将“先生”推到为他们所不齿的伪知识分子之列。但鲁迅也并不等于本达所说的超越型知识分子。鲁迅不喜欢“导师”和“纸糊的假冠”，二十年代末即决然离开讲台，不再做教师；他还不止一次讲过自己没有但丁、陀斯妥耶夫思基式的宗教感：这两点，便与本达的标准不合。但本达讲的另一面，即始终保持社会批判态度，始终站在弱者一边，又是鲁迅思想的特点。至于葛兰西、赛伊德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和鲁迅距离更远，这主要因为鲁迅并不活跃于“体制”中；作为现代中国特有的“自由撰稿人”，他始终站在体制之外批判体制，而不是和“现状”沆瀣一气的体制内一分子。然而也并非毫无瓜葛，尤其鲁迅所体现的知识、情感与价值的世俗性和务实倾向，就颇为有机地关联着现实社会。无论葛兰西或赛伊德都不曾简单否定现代工业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因为有机的生存状况既意味着麻木不仁、装聋作哑、为虎作伥，也可以由此而通向切实的反抗。同样，至少对赛伊德来说，超越型知识分子并非完全值得肯定，他们的批判，有时也会因为和社会现实距离太远而带有某种盲目性。问题相当复杂，倘若不加分疏，说鲁迅就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也许会帮助人们从汉语字面上想象鲁迅和社会现实息息相通的特点（比如描述鲁迅与现代报纸及出版业的关系时），但随之也会引起新的误解与混乱。真的发生了这类令人遗憾的误会，则误会之来，恐怕还是因为现代（也是传统）文人积习难除，喜欢以气势骄人，盲目追求自以为积极正面的价值，并希望以此自鸣其高。这种心态，简言之就是自以为：化装得越雄壮越好。
三月二十五日接硕士研究生袁凌信，絮说自己临近毕业，如何无聊，如何前路茫茫，如何饮酒作乐。身为“导师”，对此实在无从导起。自己那段类似经历，回想起来却相当有味。有味，是比较现在的无味而言——但这对正在喝酒的苦人，当然不是什么好劝解。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由韩国学生陪同，往高大医院就诊。夜读《秧歌》第三遍。此书（还有《赤地之恋》）的评价，终会因其自身成就而不断提升。两书出自被人目为外于“五四”传统的市民女作家乃至庸俗女作家之手，实在是绝妙的讽刺。使这样的作家外于“五四”，则究竟何为“五四”，必然成为新的问题。
普希金纪念场所巡礼
？ 高 莽
俄罗斯究竟有多少普希金纪念馆和纪念场所，我没有统计过，但凡是他到过的地方，都做了某种标志，以怀念先人，以教育来者。
参观普希金纪念场所不仅可以了解普希金生平创作的方方面面，而且如同阅读丰富多彩、风云变幻的俄罗斯的历史，可以了解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我有幸在俄罗斯参观过几处普希金纪念馆和一些与他有关的纪念地。每个馆每一地都有它的特色。如展品不同，重点各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从各自角度阐述普希金三十八年的多难而又光辉的人生。
莫斯科是普希金出生地。他在莫斯科度过童年，在莫斯科结婚成家。莫斯科以普希金是莫斯科人而感到骄傲。莫斯科为普希金树立了很多纪念碑，在纪念他的二百周年诞辰时，又增加了几座。然而，他在莫斯科住过的房子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只好在后来的建筑物上挂上纪念牌，或在附近树立纪念雕像等以志纪念。
一九五七年，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为诗人创办一座大型国立普希金纪念馆，选中克鲁泡特金街十二号。这是一座与普希金同时代的建筑物。经过几年的筹备，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六日正式开幕。光阴荏苒，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各地前来参观者当以百万人次计数。可是四年前，一场暴雨，冲坏了老朽的房屋，浸泡了珍贵的展品。文物很可能毁于一旦。莫斯科政府当即拨出巨款，进行抢修。一九九七年，我和一批外国客人应邀到那里参观，展品又重现光彩。克鲁泡特金街恢复了旧日名称——普列契斯琴卡街。说明员一再解释：目前只是为纪念活动而暂时开放。
三十多年前，正是在这个纪念馆我第一次见到普希金儿时的画像原件：松软的头发，粉红色的小脸蛋，小小的鼻子，厚厚的嘴唇，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身上穿着一件白领淡黄色的儿衣。我仔细端详过那幅镶在椭圆型小镜框里的画像，想从中找出这个俄罗斯血统与黑奴汉尼拔后裔血统相结合的标志，想看到他早慧的影子。普希金自幼博览群书，八岁能用法文作诗。是法籍家庭女教师的培养？是家中的藏书和常来作客的文化名流的影响？还是混血所致？也许是这些情况的总和，加上他个人的天赋与勤奋。
我一个人躲在书房，
丝毫也不感到惆怅，
我常常在惊喜中
把整个世界遗忘。
这是普希金有关自己童年的写照。稍大之后，他不但没有把“整个世界遗忘”，而且牢牢装在心中，成为时代的号角、人民的喉舌。
普希金十一岁进了皇村学校。皇村位于彼得堡以南二十公里的地方，原是皇家的离宫，后改成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学期六年，课程主要是文科。办校宗旨是培养一批忠于沙皇的国家栋梁。如今那里也建成了纪念馆。
我在皇村纪念馆五层十四号参观过普希金的单人宿舍：一张铁床、一口木箱、一个写字台、一面镜子、一个洗脸盆。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使老诗人杰尔扎文为之震惊的《回忆皇村》，就是在这里他萌生了争取自由的思想。皇村公园里耸立着一座纪念碑，学生时代的普希金，他坐在长椅上，右手扶腮正在沉思。
普希金身材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