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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惠
虽然在广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过几十年，但是，对于农村，我老有一种割不断的感情。那原因，同我的生活经历大有关系：少年时代生活的小镇本身就是半农村，抗战时期我曾有一年多时间在农村里度过。解放战争时期将近两年的武工队生涯更使我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契娘”和战友。建国后，当区干部固然天天同农民打交道，后来逐级上调一直到省里，我的工作时间仍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在农村。此外，我还到阳江海陵岛当了好几个月的下放干部，同农民一起填海、耕作。调到北京后，搞过两期“四清”，呆过八年干校，都住在老乡家里。相对来说，虽然住在城市，对于工厂、工人，我却非常生疏。这使我养成了一种对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感兴趣的习惯。贵州的朋友给我寄来一本潘年英写的《扶贫手记》，在信中说我肯定会感兴趣。他没有说错，诉封后我就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一读再读，在电话里向朋友谈这本书。我感到，这本由一位亲身参加一年扶贫工作的人类学者写出来的手记，确实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对于那些在领导岗位工作的干部来说，更是如此。前呼后拥的接送、事先准备好的汇报和典型，“睡在四个轮子之上的走马观花”……在他们同农民和农村之间造成了一层层难以突破的隔膜，使他们未必真正了解今天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这位人类学者想到的问题，对他们也许十分生疏。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特别使我一新耳目的是对什么是真正的“贫困”的有关论述。在我的观念里，“贫困”无非是每人平均年收入低于多少元这样一个概念。其实这种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统计不能真实地把握贫困的实质。作者举出不止一个例子说明，富裕与否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住房条件、人际关系诸多方面的综合指标。在月亮山区计划乡，一九九二年人均纯收入只有五十二元，确实十分贫困。然而，这里却有着世界上最清洁的空气和水，人们在沿袭下来的古老文化系统里歌舞欢爱，享受一种格外自在和自由的人生，人们普遍地善，生命长寿（一九九二年普查，月亮山区有二十五个百岁老人）。这应当说是一种“富有”。
如此这般地谈“贫困”与“富有”，并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当然更不是说就得让它如此贫穷下去。“贫”固然应当“扶”；但是，这种“扶”首先不应破坏人家原先的“富有”。因此，应当“确立文化平等的观念，即不应先入为主地片面看待异文化，然后对所欲改造的异文化做科学的调查和研究，以便从中找到最佳的契合点”。如果“贸然采取一厢情愿的输入方式”，来一个“改造你‘没商量’式的硬投资和强输入”，那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越扶越贫。国家花了一百○八万元“扶”一个只有两百余户两千多人的小小瑶山乡，几年之后，瑶山却贫困依旧，生活依旧。支援的山羊由于不会精心管理饲养宰吃了，调进上万斤洋芋种吃掉了，一大卡车桑树苗干枯死了，养蚕业当然也完了，国家投资修的蓄水池因连续三人淹死被认为不吉祥而废弃了。不仅如此，花几百万修建公路的结果，是原有森林被砍伐而露出石山。这样的例子，书里举出不止一个。此外，对所谓“无工不富”的片面理解，也导致农民干了一些不符合经济核算的亏本买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等。
这番道理，何止适用个别偏僻的穷山村？其实也是我们如何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必须考虑的问题。贫困地区之所以继续贫困甚至进一步贫困，政府决策不当是一条重要的原因。我没有机会到深山野林的少数民族地区作过调查，但听到过一些类似对大瑶山的“扶贫”以失败告终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往往也是光指责甚至嘲笑被扶贫对象的落后难扶，却根本没有对自己无知的自我批评，更不是站在文化平等的角度来看待发生的问题。这种观念不改变，老是这样一厢情愿地“扶”下去，结果不是适得其反就是幸事了。
这种决策不当，受害者不仅仅限于贫困地区。大跃进、“文革”的决策错误造成的灾难是全国性的。追根求源，这种失误也难脱离对什么叫“贫困”和“富有”有未必正确的理解，并用这种自以为正确的理解强加于人的恶果。一九八一年，我到皖南一个乡文化站找几位文学爱好者开座谈会。其中一位民办教师对去文化站借书得交一元钱押金大叹苦经，说没办法拿出一元钱来。够穷的了。后来我找机会到他家里看看。我发现，从乡政府到山上他村子近十里路，全是用一米长的大理石铺得非常好走的阶梯。可以想到，修得起那么长一段石路的村寨，当年必然并不太穷。了解一下，确实如此。当年这里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森林给他们带来许多收获之外，养蚕和种茶是他们的主要收入，加上外出经商，日子大都过得不错。解放后却渐渐变穷了。光是大跃进那回，为了砍树放卫星，他们把森林砍得七七八八。砍后运不出去，又全都烂在山里。从此他们失去了森林的依靠。毁掉森林的土地被改造为旱地。由于人民公社制度扼杀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在翻地的时候，他们不是从下往上锄而是从上往下锄（这样可以不必弯腰），使得本来就因毁林而导致的水土流失更加严重，于是变成只剩下小石子加黄土、亩产百把斤的瘦地。作为民办教师，他的生活比一般农民强一些；但一元钱的分量同样很重很重。以为如此这般地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地上建设“共产主义”，可以引导农民走富裕的道路，只不过是空想，甚至是比空想更可怕的噩梦。
这本书更多的篇幅用于记叙作者在一年时间中参加扶贫工作所碰到的种种人和事。作者在这期间做了许多事，但却没有得到显著的成绩。那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体制和同这个体制相适应的低素质干部，使得工作很难顺利地按适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方向发展。
作者称这种体制为“混沌体制”，“是一种含糊的体制，是一种既缺少奖惩原则又乏于管理和监督的体制，甚至还根本谈不上什么管理”。这种说法，在此时此地也许是符合实情的；但是，恐怕不一定准确反映了这几十年特别是前三十年的情况。
我们基层干部，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扶贫手记》描写的那样大吃大喝、强迫命令、瞎指挥，凶到下田去拔掉老乡插好的秧苗并且打人的，这当中有一个“劣胜优汰”的过程。那些坚决走群众路线、反映群众呼声，抵制上头瞎指挥的好干部，陆陆续续因“右倾”被反掉，当“白旗”被拔掉；同他们相反的那些干部不仅站稳了脚跟得了奖，而且一级一级地往上升。榜样的力量无穷，本来“右倾”的也学乖了，于是才形成今天一面倒的形势。我参加过两期“四清”。现在回想起来，我仍不禁对被我们赶到“楼上”老下不了“楼”的干部怀着负疚感。他们的“多吃多占”，了不得是晚间开会动用小队仓库的粮食煮了一锅糯米饭或红薯糖水吃宵夜、外出开会大半天记了一天工分之类，一项一项地统计起来，撑死了也不会超过十元钱。由于会计文化水平低，单据弄得很乱且有遗失，帐目虽然年底通读过，几年之后查出的“漏洞”只要无法讲清楚就算贪污。偶然做过几次买卖就是投机倒把……如此这般地把他们弄得灰溜溜下了台，把积极分子提拔上去，换来换去，就是今天无论在哪一个方面素质都要差得多的干部——别的不说，贫困村村干部的一餐酒饭，能抵得上多少碗糯米饭啊！当然，干部作风的败坏原因很多；但是，对“四清”的反动无论如何也应当是其中之一。
《扶贫手记》谈到了农村中长期存在如今尤烈的宗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不可弥补的损失。作者分析，除了政府（也就是干部）的偏袒、包庇和软弱导致悲剧的发生外，宗族之间与生俱来的对抗则是事件发生的内因。我想补充一点的是，由于只把注意力放在反“资本主义”而放纵了实实在在而且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解放以后的某些运动不仅没有而且实际上助长了这种对抗的因素。土改是反封建；但是，某些利用甲姓积极分子批斗乙姓地主恶霸的做法，其客观后果是加深了甲乙姓之间的对抗情绪。本书写到解放前后莫家宗族与何家宗族政治地位的变化，可以隐隐约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