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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片，文化的象征。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港台海外的华人世界，人们一提到余秋雨，就会马上想到风尘仆仆的文化，风尘仆仆的文化大师。
一
“我这些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华文化最好的内核传达给更多的读者，在中华文化圈里，把很高深的道理，用很平易的方式体现出来，同时也不失去文化的那种情致。我现在所做的是在善良和互爱的前提下重建一种文化心理秩序，如果不这样做，中国就太寂寞，在这个领域里就太无望。”（《英才》，1999。7）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在这段石破天惊的自白里，余秋雨毫不客气地确认自己独一无二地担当着中华文化重建的重大使命，是当代中国文化无可辩驳的文化大师和精神领袖，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救世主。没有余秋雨“中国就太寂寞，在这个领域里就太无望”，没有余秋雨中国文化就死水一潭，中国文化就没有未来。这是余秋雨再一次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宣告。
余秋雨不愧为大教授大演说家，说话总是天马行空惊天动地。“我是个教师，是不拒绝、不害怕说话的”（《北京青年报》1998。9。13）。所以，余秋雨什么话都敢说，这是余秋雨语惊天下的演说智慧和一的文化“风范”。
但是，当我们在余秋雨九十年代阵阵文化声浪中沉思体味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的希望和未来时，却发现，除了以他和他的散文为中心的出版轰动文学文化论争盗版文化、商业炒作和文坛骂街等弄得我们一头文化泡沫外，他对中国文化内核的创见，他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秩序”的成果，他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又在哪里呢？伸手去摸，睁眼去看，那些让余秋雨自己激动的所谓“文化”，又全然让我们目瞪口呆，不见文化的真踪神迹。
这几年所谓以余秋雨为中心的文化热点文化论战，其文化的旗帜下基本上是商业的欲望、商业的操作。这些文化热点，就是所谓余秋雨批判热。这带来了强大的余秋雨名人效应。这种名人效应保证和振兴了文化旗帜下的名人经济。“批判名人是当今持续名人效应发展名人经济的最重要手段。所以，许多作家都雇枪手或寻衅、诱人批判自己，制造名人轰动效应。余秋雨在这方面倒是堪称大师，但这种名人轰动效应基本上是由余秋雨以文化的崇高乃至神圣的名义挑起和发动的。一九九八年著名的《山居笔记》长达两万五千字的长序《可怜的正本》，一九九九年初发表的更著名的《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这两篇堪称人间最高典范的战斗檄文，以自我崇拜和妖魔化批评家为两大理念，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引发了新一轮轰动文坛内外的余秋雨热及批判余秋雨热，《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在文化热中获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所谓“文化”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其中的文化秘密很难让今天浮躁善良的读者识破。但作家学者们使用起这个经济模式来，却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在九十年代，能与余秋雨比肩的恐怕只有王朔，而王朔在余秋雨面前恐怕也自愧弗如。因为，王朔实在不能与翻云覆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余秋雨相比。所以，有人称余秋雨为中国最有文化的隐形商人，最谙商业的文化专家。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出版、特别是在一九九四年完成《山居笔记》的写作之后，誉满中外。这时他基本上结束了文化研究和文学写作，完全大众化，完全媒体化了。他基本上是以旅行、演讲、媒体访谈、城市文化顾问等文化为“生”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宣传自己和自己的文化散文使自己更加有名，为自己和自己的每一本书作更好的文化商业活动，这自然是在文化的大旗下进行。余秋雨当然也就志得意满地成为大众文化舞台上的超级明星。虽然他还在写作，但《霜冷长河》的写作则是一个名人的既无文采又无思想又无文化的明星式写作，平庸的《霜冷长河》及数年如一日在媒体间重复的“文化”话语，显示了余秋雨在学术上在文化上在文学上的贫困。这与他在媒体间的频频轰动经久不衰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的余秋雨“星”位越来越“明”，名人经济越来越繁荣，但文化上却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没有底气，因而常常在记者读者的质问中手忙脚乱。他所谓的气定神闲只不过是一种故作潇洒。
二
这些年，针对余秋雨的媒体化、大众明星化，许多喜欢余秋雨散文的人，许多对余秋雨越来越在演讲访谈中重复自己炒作自己的行为不满的人，感到困惑甚至愤怒。他们曾要求余秋雨少在媒体露面，回到书斋多读些书，多做些研究以提供有深度的文化声音。
对于这些善良的吁求，余秋雨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三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访谈时一脸的不屑，他说“电视台报纸采访我的人很多，我只接受了十分之一的采访”。他认为“曝光率高是一种很有责任感的行为”，“而且曝光率高，不是说哪一个文化人想曝光就曝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要建立一个沟通点，让文化和当代的广大读者结合，然后让中国的转型有更多的文化气息”。这意思很明显，一是嘲讽批评者水平不高上不了电视，二是说当代文化人除了他谁还有资格能上电视传媒宣讲中国文化让“中国的转型有更多的文化气息”。这似乎让不满者哑口无言，因为中国没有人敢像余秋雨那样自称文化大师和中国文化的“原创力”，更没有人有著作像《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那样每星期在世界各大城市排行榜占据前十名（余秋雨告诉我们）。而且，他指责说，写文章批评他的人本身也在传媒上。并说鲁迅、郭沫若在“五四”以后和老一代文人的最大差别就是占据了文化传媒系统的很大地位。中国文人需要用文化与这个社会沟通。这是余秋雨逢人就讲的经典例子。这一方面说明他今天行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暗喻他是当代中国文化上的鲁迅、郭沫若。他今天从事的就是当年鲁迅、郭沫若的工作。余秋雨这样回击别人，虽然看起来很有力，但就时代背景、个人身份、发言姿态及文化使命而言，余秋雨与鲁迅等五四一代人则完全不同。当年的鲁迅等虽然在媒体上活跃，小说《阿Q正传》也发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但他们一直是作家学者诗人战士，是学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学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会良心。他们是社会最执着最强大的批判者，并常遭到当局的通缉。鲁迅他们那一代人自己办报办杂志自己发行，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书斋，更没有成为大众娱乐明星，到处歌舞升平游山玩水和文化骂街，而且从来就不屑于争当一个大众文化明星，这与今日中国众多学者作家明星化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五四这一代大思想家们在激烈的社会批判和相互批判中，也从来没有像余秋雨这样，非常专制地打倒批评和批评家，并把他们判定为文化杀手和刑事犯罪分子。鲁迅他们是真正的思想家作家，他们无愧于他们的时代，所以他们庄严肃穆伟大。余秋雨举这个例子虽然自认很“智慧”，却很不理智，但足以欺骗那些该欺骗的人。
针对热衷电视，在电视上什么文化什么美学都谈的批评，余秋雨的回答更令人玩味，“电视是我的主要专业，戏剧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就是电视文化。我们的电视导演班我就是主课老师”。“‘著名学者’学的是什么，电视学呀。”（《北京青年报》1998。9。13）别人批评他作为一个学者不要成天呆在电视里作大众文化明星，他却说电视学是他的主课。即使他是“电视文化”的主课老师，但他在电视上并没有谈电视学也没谈电视文化。谈电视文化，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可能比你戏剧学院余秋雨更有资格，但他们怎么就没有到电视上讲电视学呢？所答非所问。偷换概念、障人耳目是余秋雨对付批评最拿手的好戏。余秋雨所谓的我是电视学的主课老师，“电视是我的主要专业”，那你余秋雨这方面的论文专著又在哪里呢？余秋雨显然把电视专业与明星专业混淆起来。
对于文化界和读者劝他重新回到书斋读书充电，不要来回重复自己，他就倡导作家走出书斋以积极影响社会来回避这个问题。这是余秋雨一贯玩弄聪明的地方。他简直像个外交官，既回避了问题核心，又不能说他未做解答。他声称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电视等媒体可以将高深的文化大